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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关注新材料、新成果，学术研究才会有新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不仅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拓展了研究者的关注视域，改变了人们的学术观念、学术方法，进而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以下主要论及新时期以来出土文献、佚文献、域外文献三类新文献的研究进展。 (一)出土文献 近百年以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包括帛书、竹简、铜器铭文、石刻文献等。2005年进行调查时大约有170批，③其中19批简帛文献中存有近200部可与传世文献对读的典籍。④考古发现修正或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对文学研究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基本证明了《诗序》非东汉卫宏所作。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歌舞、乐器与表演水平。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墓竹简中的《神乌傅(赋)》，为赋起源于民间提供了证据。⑤此外，放马滩秦简的发现和考证，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进了约五百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和系列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先秦诗论面貌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界热点关注的竹简、帛书等出土文献之外，学者们还将目光投向范围更加广大的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画像砖石、石鼓文、碑志材料、壁画、陶瓷文等。这些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献，在考古、历史等角度的研究之外，正在成为文学研究者日益关注的研究对象。出土文献一方面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缺失链条，另一方面有助于校补传世文献文本，加深对文学作品的全面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献整体上是对传世文献的一种补充而非改写。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不但没有颠覆以往的研究，反而加强了一些同有的结论，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疑古时代”。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与《诗经》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孔子在《诗序》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证明了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在秦代之前已被埋藏地下，未受“焚书坑儒”的影响，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了解先秦古籍和早期文化的历史面貌。 (二)佚文献 相对于出土文献而言，佚文献主要是之前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而后来又被重新发现的文献。根据《古佚书辑本目录》的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人所辑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古佚书有5206种。事实上，前人所辑此时期古佚书的数量还应多于此。⑦古代民间文献资料也应属此列，如地方志、民间谱牒(如家谱、族谱)、民间文书(如契约、诉状)、应用文籍(如账薄、书信、日记及宗教科仪书、经文)、民间作品(如说唱文本、故事传说)等，不但是研究民间历史和文化、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佚文献可以补充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某些研究对象的欠缺和基础资料的缺失，推进古代文学的深入研究。如刘跃进对魏晋南北朝和先秦两汉史料的考辨，陶敏对《全唐诗》人名的考证，祝尚书对宋人别集和总集的叙录，蒋寅对清人诗学史料的清理考辨等。 墓志既属于出土文献系列，也是佚文献的一种。唐代墓志的出版，先后有《千唐志斋藏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拓本与《唐代墓志汇编》的整理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录墓志近四千件；《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唐代墓志已超过五千件；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饶宗颐《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目录》、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的出版，使得墓志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⑧利用墓志可以对许多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更为详细具体的了解，可以解决一些文学史上的疑难问题，尤其对于考证作家姓氏、籍贯、生平、交游、创作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佚文献的整理成果，集中体现为总集与别集的辑补。这一时期大型资料总集的汇编、别集的校注，几乎都有佚文献方面的发现与补充。如陈尚君关于《全唐诗》、《全唐文》的辑补研究工作。其《全唐诗补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调查了五千余种著述，辑得逸诗四千六百多首；其《全唐文补编》，在广泛查阅各类典籍基础上，辑录逸文六千二百多篇，录得许多珍贵稀见文献，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⑨ (三)域外文献 在文化发展史上，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曾辐射至周边地区和国家，形成了汉文化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存有数量不等的域外汉籍。张伯伟认为：“所谓域外汉籍，根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本。”⑩对于域外汉文献的引进，包括日本、越南、朝鲜半岛、新加坡以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目前所见相关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主持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凤凰出版社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等。目前，流失海外的中国古本经过前辈学者的收辑，已多为学界知见。现今一些学者正在着力对域外文人的汉字书写典籍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抄本进行寻访并研究，如王小盾曾多次赴越南寻访汉籍，编成《越南汉喃古籍目录提要》，该提要“共著录图书5027种，其中以汉文为主体的图书4261种……文学书籍则有两千种左右。”(11)张伯伟创办的《域外汉籍研究集刊》，涉及东亚诸国、越南等区域汉籍研究领域，从各个方面阐述汉文化的意义，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资料价值，将域外汉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将域外汉籍纳入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扩展，更有着方法和视野转换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推动作用。首先，域外汉籍对于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利用了英、法藏敦煌写卷；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利用了列宁格勒藏敦煌写卷；何林天《重订新校王子安集》利用了日本藏初唐抄本《王勃集》残卷；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利用了日本静嘉堂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等。(12)其次，域外汉籍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体现出方法的意义，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张伯伟认为，域外汉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会促进新的学科分支生成：“这一学科分支直接涉及到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汉字文学研究；二是东方文学研究；三是比较文学研究。”(13)王小盾也认为：“关于东干文学的资料和关于越南古代文学的资料，在我看来，它们都有激活未来的文学研究，孕育新的学科范式和学科分支的意义。”(1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域外汉籍文献，并进而形成了以汉文化圈内文学典籍流传、文人学士交往、文化意象嬗变等为核心的域外汉文学研究，域外汉籍研究也因此成为近年来最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