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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份杂志或两个城市 《古典爱情》写作期间，余华刚好生活在北京。1987年2月，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开始为期半年的学习。1988年9月，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直到1990年底几乎全部生活和写作都在北京。这几年也是余华创作高峰期。对于生长于南方小镇的余华来说，远离故乡进入陌生的城市，是一种全新的个人生活体验。这种体验然让余华兴致勃勃，甚至焕发出内在的幸福感。余华说：“应该说我喜欢北京，就是作为工地的北京也让我喜欢，嘈杂使北京显得生机勃勃。”同时又说：“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20)尽管是别人的城市，却连嘈杂的工地都喜欢，正体现了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都市的浪漫想象，支撑这一想象的是80年代人们对大城市“现代化”乌托邦愿景的渴望。 余华与北京结缘是与《北京文学》分不开的。1984年-1989年，余华在该刊发表9篇小说，被归入先锋小说代表作的有5篇。此间，余华一直是《北京文学》重点培养和扶植的作家。文学圈里的领袖式人物李陀，1986年5月出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该刊先锋倾向逐步明显，此时的余华开始“先锋出击”，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一目了然。当时李陀对文学新人和小说新作不遗余力地进行推荐：“假如把他所推荐过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张名单和一篇目录，那么人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差不多就是整个80年代的新潮小说和新潮作家了。”(21)正是得力于李陀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推介，《十八岁出门远行》和《现实一种》等小说产生轰动效应，余华顺理成章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一员。 余华的写作当然有非常个人化的历史契机，但采取“运动”的形式创新是80年代特有的文化风尚，不管是文学现象还是创作问题，“较少具有自足的独立性质，而常是某一普遍性社会思潮的一种具体形态，或是它的反响和补充。”(22)1984年杭州会议之后，文学界逐渐形成一个新潮文学生产网络。《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开始野心勃勃地组织“先锋专号”，恰在此时李陀把余华推荐给了他。余华很快与上海的先锋文学圈子建立了联系。当时华东师大先锋批评家多，再加上留校任教的格非也是程永新“先锋名单”中的一员，所以该校也几乎成了先锋小说家的中转站，“马原、余华、苏童、北村，三天两头打这里路过，程永新、吴洪森更是长期待在这里玩”。(23)他们以“文学”，为纽带，分享共同的文化资源，并在讨论和批评的中培育出相近的文学趣味。在程永新的组织策划之下，余华1987年-1988年在《收获》发表重要作品4篇，这些反复被批评家阐释的小说有效奠定了余华在文学界的地位。 李陀并没有在《北京文学》以“先锋专号”的方式集合作家。在新潮迭起的文学氛围中，一直较为谨慎的《北京文学》也有过创新企图。该刊在1985年9月推出小说专号，强调了新的办刊理念：一是追求时代性；二是寻觅诸如《受戒》那样纯情至美的作品；三是提倡探索；四是追求可读性。(24)虽然明确提出“探索”“可读性”，可是具体解释语焉不详，可见并没有想要推动新的文学潮流的意向。这期大力推出的作品是“寻根小说”和“纪实文学”，之后富有文化色彩的“寻根小说”多受到青睐，这一主导方向在李陀上任之后仍然延续。余华被大力推举，是与这一办刊理念直接相关的。余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小说，也没有在《收获》上发表的形式实验意味浓厚。 将余华的小说放置到文学刊物营构的文学场中，或许会得到更好的理解。事实上，代表余华“怀旧式”书写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河边的错误》等都没有发表在《收获》上。在“怀旧”文化的层面上，这些小说其实呼应着余华的早期创作。余华早期格调清新的“小镇”故事，与伤痕文学保持着某种距离，而与《北京文学》推重的汪曾祺代表的文学传统有着内在亲和性。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悄悄地接续了40年代“京派”的文脉。余华的“小镇”书写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北京文学》看好。在《星星》《竹女》《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等小说中，无论是拉小提琴的云云、逃荒的竹女，还是情窦初开的蓝蓝，都显现出自然淳朴的人性之美。文本中弥漫的传统风神和淡淡的感伤情调直追汪曾祺。 在“传统”的当代化进程中被重新发现的“小镇”，不久让余华遭遇了创作危机。在“文化热”成为思想时尚的时候，“寻根文学”随之达到高潮，很快扭转了80年代前期建立起来的“文学成规”。在不断崛起的文学新潮中，余华猛然发现一度让自己兴奋的“一点点”(25)，很快被“寻根文学”宣告是无效的。在当时兴起的“纪实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双重压力下，余华发觉自己的个人写作资源严重不足。无论是“文革”还是“文化热”，余华一直是热潮之外的“当下经验的局外人”。他的“小镇”经验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乡村文化人的经验，这一经验与本文所说的“世俗”“怀旧”直接相关。这种文化资源远不如寻根作家“国际化”视野中的“偏僻乡村”更有冲击力。余华根本无法抢占这一波“寻根”运动的制高点。 对于主要生活经验集中在“小镇”的余华来说，面对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革，同样成了当下生活经验的“局外人”。随着“文学消费”取代“政治需要”成为检验文学的重要因素，当代文学迎来了“重新进城”的历史契机。此时，余华的“进城”(去北京)有着和时代对应的象征意义。到北京的余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圈子。在鲁迅文学院结识的有莫言、洪峰、刘震云、刘毅然、迟子建、毕淑敏等文坛新秀。《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家成为另一个据点，与苏童、格非等友人在朱伟家看录像带电影成为余华刻骨铭心的记忆。与优秀作家的深度交往和碰撞的交流情境，使余华一下子处于前沿文化地带。北京良好的文化交流空间、特殊的文学资源优势，不仅极大开阔了余华的文学视野，而且获得某种“国际眼光”，而这种眼光同时也是不少批评家和编辑的眼光。正是在与文学圈子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余华的“小镇”书写与“都市消费”建立了某种“秘密协议”。 具体到《古典爱情》，余华的“怀旧式”书写是如何被转化为“先锋”资源的呢？在伊格尔顿看来，经验的转换受制于具体意识形态。作家在将个人经验改装为有效的文学形式时，能否取得历史效果，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否使得那些语言必须改变而又能够改变。”(26)余华“反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实际是城市生活经验不足以支撑自己表达内心的“紧张感”，因此余华说：“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应该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27)相比激进的“现实抗争”，“形式的意识形态”显得更为保守和保险，激进的形式实验遮蔽了文本的本来面目。“怀旧式”的历史书写其实是指向当下的，是作家当代情感经验的一种极端化表达，目的在于解释当下“现实”。与《古典爱情》直接相关的是，在鲁迅文学院，余华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作家班同学，被称为学院院花的女诗人陈虹。据李劼回忆，他当时去找与余华同宿舍的洪峰，就是陈虹给他主动带的路。(28)余华也承认，陈虹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理由推测，余华此时写的几篇涉及爱情的小说有可能和自己的恋爱或者即将进入恋爱状态有关。无论是表达自己的“认知信息”是“情感信息”，与那些激进的“文化精英”相比，文本的象征革命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文化策略。 在城市改革的社会结构岩层中，余华对“小镇”经验的“怀旧式”奇异书写，使得在“寻根”中失效的“小镇”，在“先锋”文学的消费中获得了再生。“怀旧”的文本具有了令人惊异的“先锋感”，并顺利进入文学批评的流通领域，成为具有支配性话语的“硬通货”。如同自己的“震惊式”阅读一样，余华对“怀旧式”故事进行了“震惊式”书写。 注释： ①[荷兰]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②兴安：《才子佳人文学传统的戏拟与嘲仿——读余华的〈古典爱情〉》，《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5期。 ③吴义勤主编，王金胜、胡健玲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④分别为：《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死亡叙述》《古典爱情》《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爱情故事》《两个人的历史》。 ⑤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3页。 ⑥王侃：《余华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 ⑦赵毅衡：《非语义化的凯旋——细读余华》，《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⑧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洪治纲编：《余华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⑨程光炜：《余华的“毕加索时期”》，《东吴学术》2010年第2期。 ⑩王尧：《翻译的“政治”》，《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 (11)余华：《两个问题》，《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12)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13)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14)余华：《走向真实的语言》，《文艺争鸣》1990年第1期。 (15)余华：《有关阅读和生活的回忆》，《中国作家》2012年15期。 (16)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7)余华：《最初的岁月》，见《灵魂饭》，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69页. (18)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19)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0)余华：《别人的城市》，见《灵魂饭》，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17页 (21)(28)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350页，第371页。 (22)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23)见张宏访谈：《文化精神的解剖学》，《山花》2004年第8期。 (24)“编者的话”，《北京文学》1985年第9期。 (25)余华说：“生活如晴朗的天空，又平静如水。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一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倒是有的。于是只有写这一点点时，我才觉得顺手，觉得亲切。”见《我的“一点点”》，《北京文学》1985年第5期。 (26)[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27)见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