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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书目”之外 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余华说：“我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和我的生活有关，因为我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历，它还有想象，有欲望，有看到的、听到的、谈到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都组成了我的生活。⑧处于文学实验时期的余华，即使虚构也有着很强的写实色彩，虚构是为了更加迅猛地抵达“现在”。余华所说的“我的生活”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在”。程光炜敏锐地将这一时期称为余华的“毕加索时期”。当时余华面临的“现在”并非固定的，而是有着多重内涵和指向。这个现在”不仅是余华的，不仅是先锋作家的，同时也是整个80年代特有的，这个“现在”就是“由于中国社会深刻而漫长的‘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固有的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包括文学格局从此就处在急剧的震荡、探索和重组当中，而且它的最终结局我们谁都无法看到。”⑨以此“现在”进入先锋文学或者80年代，是一个真正历史化的有效通道。 写作《古典爱情》的时候，余华正处于“毕加索时期”。当整个文学格局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什么决定了余华自己的写作方式呢？又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写作方式是有效的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然要讨论余华的“生活方式”与时代的“生活方式”的关联和互动。对于寻求突破的青年作家来说，他的“阅读生活”无疑是一个重要切入点。正是作家的“阅读书目”建构了自己的知识谱系。作家借助这一知识谱系重构自己的“文学现实”。它的有效性取决于和时代“知识范型”的互动。正如王尧不无感慨地写道：“就在我和我的少年伙伴读‘红色经典’的时候，城里的青年却在读‘黄皮书’‘灰皮书’这类‘内部读物’。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差不多都认为，‘文革’后期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19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源自那批‘内部读物’。”⑩在现实重构的进程中，阅读生活的差异转变成了文化差异，正是这种“阅读的政治”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了“文化霸权”的归属。 如同其他作家一样，余华在大量文章谈及的外国作家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辛格、海明威、契诃夫、蒙田、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等，而“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萨特、加缪、艾略特、尤奈斯库、罗布—格里耶、西蒙、福克纳等等”西方“先锋派”作家尤其被推崇。(11)这一“阅读书目”显示余华的阅读范围是广泛的，也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再加上当代作家普遍存有害怕成为“西方的影子”的疑虑，所以余华津津乐道的这一“阅读书目”并非都直接影响到具体作品。它们被余华整合进自己的“文学传统”，实际上有论证自己创作合法性的潜在用意。 更重要的是，作家的“阅读生活”并不仅仅是指读过哪些书，而是他如何阅读这些书。对于外国文学，余华的阅读方式是一种典型的“震惊式阅读”。读到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余华说：“极为震惊于他的描写”。(12)读到《卡夫卡小说选》，余华说：“在我即将沦为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13)读到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马原的《错误》，余华说：“马原对世界真实的洞察力使我震惊”。(14)这种“震惊”甚至从小说推及到西方电影，看完《野草莓》的电影录像带后，余华说：“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15)凭借“震惊式”的阅读体验，本来有着很大不确定性文学资源，被整合进了“反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震惊”的背后，是对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时间神话”的确认。 在这种“震惊式”的阅读体验面前，余华少年时代那段“美好”的阅读体验失去了意义。从1973年开始，余华就从县图书馆借到大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书籍，这些看起来千篇一律的作品给作家“留下了十分美好的阅读印象”。(16)这个书目同样是长长的一串：《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等等。余华说“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17)这些当年兴致勃勃阅读的书籍，在80年代成了余华要反叛的对象，被余华宣布对自己的写作是无效的。这种“阅读的意识形态”是80年代文学的一种文化策略。作家以西方“现代派”的“阅读书目”取代了本土“革命现实主义”的“阅读书目”，进而以对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抗拒，在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一个有效的话语制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通俗文学”与西方“现代派”共享了这一反抗过程。文学批评表面上的热闹却凸显了内在逻辑结构简单。先锋小说阐释被建立在一系列面目可疑的二元框架上：真实/虚构、精英/大众，传统/现代，通俗/先锋，等等。突破这种话语装置的局限，就会发现“以‘先锋小说’为标志的‘纯文学’的新浪潮，尽管当时还以压制‘通俗文学’的状态而存在，但是以‘消费’为圭臬的通俗文学却在用更露骨的方式帮助先锋小说反抗并结束‘当代文学’对文坛的统治。”(18)如果将“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放在同一平台，认识到两者意识形态功能的一致性，再进一步追问就会清楚，“通俗文学”的勃兴背后是“世俗”(阿城语)这一中国文学传统的回归。 在这样的阅读网络中考察《古典爱情》，会发现一个余华几乎从未提及的“怀旧式”“阅读书目”。赶考的穷苦书生、伤春的富家小姐、俏皮的知心丫环、花园相会、私订终身，以及人吃人、人鬼恋，背后是一条源远流长的传统：《莺莺传》《牡丹亭》《西厢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等等。等而下之的老套故事更是被民间说书唱戏的艺人到处传唱。它的痕迹一直延续到现代“言情小说”，甚至从鲁迅的《伤痕》到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有相似的影子。这样的“怀旧式”“阅读书目”显示余华的阅读处于多重关系的交会处。这一“阅读书目”的“失语”与80年代的历史语境深刻地联系在一起。 80年代的“怀旧式”阅读对应着现实的文化紧张。这种文化紧张感掩盖在知识界五花八门的“文化热”之下。“先锋热”是“文化热”的一个侧面和一种表现方式。当时的余华内心焦灼不安：“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19)余华那些看似形式实验的作品与“现实世界”是共生共存的。批评家早就注意到余华小说处处弥漫着暴力的激情。这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近似偏执狂的倾向，实际上来自作家感到非常混乱的“现实世界”。只不过余华掩饰了对“现实世界”的恐惧，转化为暴力充斥的文本形式。或者说正是这种文本的暴力化缓解了作家的内心紧张。《古典爱情》的出现，是“才子佳人”的“毕加索化”，是“过去的文本”遇上了焦灼的“当下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