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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当代文学思潮及文学现象的性别审视 在中国文学伴随近现代社会转型演变的历程中，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纷繁出现，既绘出了文学自身的轨迹，亦折射出百余年间社会变迁的面影。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以性别为中介联结文学与社会历史，对其加以重新审视，成为本领域研究为人关注的课题。 中国女权言论是在晚清借助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呈现的，“兴女学”与“不缠足”的最初诉求，是在“国民之母”、“女国民”等民族主义修辞中被表述的。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构成了特定的依存关系。杨联芬《晚清女权话语与民族主义》就此问题展开具体论证，探询了晚清女性主义如何被植入民族主义话语中并由此获得其理论合法性。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指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由此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刘慧英《“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对“五四”时期由男性“新青年”主办的《妇女杂志》所提出的“妇女主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虽然“妇女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想象，但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的对妇女的想象，它与中国现代初期的女权启蒙一样，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主义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以7部中外女杰传和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对象，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入手，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所呈现出的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王绯《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考察了20世纪初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和梁启超“新文体”主张及其书写实践的示范下孕育、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女界新文体”，指出它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为“五四”时期乃至其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奠定了基础。刘堃《晚清的女性教化与女性想象——以〈孽海花〉为中心》讨论了“女性教化决定论”作为一种从西方输入而盛行于晚清的文明观对女性教育、思想启蒙和文化的影响。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从思潮的角度切入文化/性别话语的想象和建构，阐释了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话语想象和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这些研究视野开阔，材料丰赡，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与性别相关联的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思潮提供了深度思考。⑤ 对文学与政治、性别和权力、现代与传统等诸种元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注，为研究带来新的发现。刘剑梅的专著《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⑥重新检视现代小说史上“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模式的谱系，关注文学与政治、性别、欲望、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其间的多变性，剖析革命话语的变化如何促成文学对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再现，而女人的身体又是如何凸现了政治表现与性别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王宇《20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指出，20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话语预设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及其之间的权力等级，同时将这种等级关系与性别阶序挂钩。在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超越的向度始终被指派给男人，而女人天生就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甚至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20世纪50到70年代文学对女英雄的修辞，也只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贯彻这一话语策略。郭力《女性家族史：生命经验的“历史化”书写》认为，家族史是女性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借助时间性的隐喻修辞手段，以人类经验另一半的“真实”钩沉历史的本质真实，使貌似“真理”的历史编年史暴露出意识形态权力观念对人类另一半历史经验的遮蔽与压抑。书写苦难，通过女性经验历史化把握到女性生存真实，成为女作家叙述女性家族历史的手段。刘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别权力——以茅盾的女作家作品论为例》通过茅盾不同时期的女作家研究，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性别权力的客观存在以及女作家在文学史中劣势地位的成因。这些研究启发人们对现代文学史叙事产生新的认知。⑦ 具有性别内涵的文学文化现象从不同角度进入研究者视野。林丹娅《作为性别的符号：从“女人”说起》一文，通过对“女人”或“男人”此类性别符号在文学文本中的经典性表现，探讨一个由“男人/人类”(man/human)所构筑的男性中心为历史的文化，对“男人—女人”(man-woman)此类符号在文学叙事中所进行的“给予意义”的活动，揭示了性别歧视文化结构在文学语言结构中的投射、反映与其互动性。王纯菲《女神与女从——中国文学中女性伦理表现的两极性》在女性主义视阈下，对中国古代文学“女神”般的母亲形象与处于男性附属地位的“女从”形象的两极化表现及其内在缘由进行了剖析。郭冰茹《“新家庭”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着重分析早期女性写作中描摹婚姻家庭问题的文本，认为女性的性别认同是与“新家庭”想象联系在一起的，她们的思考留存了中国社会由传统而现代的复杂性以及女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李蓉《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指出，在晚清至“五四”以来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女性疾病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国家和阶级特征；现代文学中男性笔下的女性疾病与女性疾病的自我书写具有不同的性别文化内涵。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探究了作为新中国重要表征的20世纪50年代的妓女改造运动如何在当代作家的反复书写中演化为一个文化象征。陈惠芬《空间、性别与认同——女性写作的“地理学”转向》认为，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经历了一个“地理学”的转向，空间的敏感和再思成为一些女作家的写作特性。在这一过程中，性别问题并没有消失，而被更多地放到了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中去探讨。周瓒《网络时代的女性诗歌：“击浪”或“畅游”?》对进入互联网空间的女性诗歌予以关注和思考。这些研究视野开阔，论证扎实，问题意识突出。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