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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误以翻案诗为宋人所创的原因 前文已云，虽然最晚到西晋时代，翻案诗的各种创作手法皆已显现，而且唐代的翻案诗创作蔚为大观，但“翻案”作为一个诗法术语，毕竟首见于杨万里的《诚斋诗话》(或许这一术语早已有之，然而文献不存)。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翻案诗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表现之一。 古人曾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32]这说法有点问题，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唐人并非不言诗法，初盛唐时期，诗格、诗式、秀句类著述的出现，就说明诗法意识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还没有产生“诗法”这一概念。提出“诗法”概念的当是杜甫。⑩其《寄高三十五书记》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33]150《偶题》云：“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33]256虽然杜甫并没有对“诗法”一词作解释，但是他创作的诗歌本身就是各种方法与法则的鲜活展示。(11)应该说，在唐人那里，独具中国特色的诗法学已经建立。正如蒋寅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诗学对法加以关注并奠定以诗法为主体的理论结构，应该说是在唐代。”[34] 但是，大规模地总结诗法，并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在宋代。相对前代来说，宋代是一个文化型社会。宋型文化显示出知识性、思辨性、人文性、创新性、会通性等鲜明特点。宋代文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中大多数人是学者型的作家，深厚的学术修养、长久的书斋生活，使得他们非常擅长作精密周详的思考和议论。加之理学意识的成长，禅宗话头的辩难，使得士大夫阶层热衷于讲道论学，左右辩论，形成宋代文人气质上强烈的理性特征。所以杨慎《升庵诗话》有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的论断。周裕锴认为，宋人“无论是论诗还是作诗都自觉将理致置于激情之上”。[35]这种思维能力用于诗歌研究，自然也善于对前代诗歌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一方面，是发现现象，并进行理论概括，例如“翻案法”的明确提出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表现为宋人“接着说”的能力。 例如，相比唐五代诗格著作中标题式的“诗法名目”，宋人则在此基础上给与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上文提到的王梵志那种独特的诗思，皎然《诗式》将它列为“跌宕格”中的“骇俗”一品，简单地称其特点为：“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36]而宋人则将其深入解析，并命名为“翻著袜法”： “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著袜法”也。今人以珍馔奉客，以草具奉其亲，涉母之事，合义则与己，不合义则称其亲，万世同流，皆季伟之罪人也。(黄庭坚《书梵志翻著袜诗》)[37] 黄庭坚指出，所谓王梵志的这种“骇俗”，其实就是要把世人的“颠倒见”再颠倒过来，也就是对公众观念的翻案。而且他又引王梵志的《梵志翻著袜》诗“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38]来为之命名，不得不说这一种命名非常形象生动，而且更切合王梵志的诗歌创作，所以后世很容易认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这种例子，并不少见，例如从唐代的“十字格”到宋人的“十字对句法”，从唐代“失粘格”到宋代的“折腰步句法”，都体现了宋人对于诗法现象更善于理论性总结。从认识现象到合理的理论概括，的确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沉淀与人才的积累，正如有学者认为：“从中唐到北宋，经过一段曲折的发展，传统诗法论的理论系统趋向于完善”[39]。加之唐五代的诗格著作长期湮没无闻，而宋代的诗学著作却一直活跃在人们的案头之上，所以明人“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32]之说，也是一种很容易形成的大众意见。 另外，翻案诗天生具有一种辩难性、学理性、逻辑性，与宋代文人好辩难、讲理趣的士风，与宋人丰厚的学养、宋人对诗艺的热心讲求，正好达成某种契合。这些特征的存在，也正有助于“翻案诗属宋”的议论。关于这一点，只能说是宋代的诗学思想契合了翻案诗的某些特质，却不能由此而将翻案诗看成唐宋诗差异的表现。 翻案诗的发生，根本原因是文学自身的推陈出新，它是作家“影响的焦虑”和与前人竞争的意识的产物。翻案诗在唐代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宋人只是为它命名，并加以评说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