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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港台、海外僧诗文献整理与翻译管窥 20世纪以来港台、海外古代僧诗文献的整理与翻译，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举要者管窥其特色。 港台地区向来比较注重佛教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方内、方外的学者齐聚力量，先后影印出版了《大藏经》、《续大藏经》、《大藏遗珍》等大型丛书，所收僧人语录中偈颂、诗歌，多为他家文献未载。从60年代起，他们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僧人的别集和选集，例如张寿庸辑《四明宋僧诗》(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版)、惠洪《石门文字禅》(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版)、贯休《禅月集》(学生书局1975年版)、寄禅《八指头陀诗集》(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台北明文书局和1987年汉声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释明复主编的《禅门逸书》、《续编》二十册，共收录了八十余种释氏别集。古代重要的僧诗别集，几乎皆囊括其中，而像宋永颐《云泉诗集》，宋元肇《淮海外集》，宋斯植《采芝集》、《采芝续稿》等僧人别集，多据精本、善本、孤本影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港台学者还善于选取独特的主题类型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清理。例如，佛门中的“牧牛颂”，1978年香港佛学印书局据同治浙江孝和堂刊本影印了普明禅师的《牧牛图颂》，1983年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杜松柏《禅家理趣诗牧牛图颂丛编》，系此类诗作之大全。再如，王晴慧《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对《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至第二十一册经藏偈颂，“予以地毯式搜索”，并制成表格，凡一百一十九页，极便于研究者检索。再如，丁原基《明代遗民隐于僧者著述考》(《东吴文史学报》1988年第6期)则对明季大批逃禅遗民的著述，进行钩沉提要。另，杜松柏《禅门开悟诗二百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圆观《续指月录禅诗偈颂》(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等，也是别开生面之作。此种特定主题的文献清理，催生出大量的相关研究。例如，蔡荣婷对唐宋牧牛诗的专题研究，就极具特色。 港台地区的学术传统一直未尝中辍，能自觉地与国际学术接轨。受日本和美国“寒山热”和国际“敦煌学”的影响，港台地区的寒山诗和敦煌释氏诗歌的研究较大陆更早形成热潮。例如，70年代以来，笺注、注释寒山诗者，即有黄山轩《寒山诗笺注》(善言文摘社1970年版)、曾普信《寒山诗解》(华光书局1971年版)、陈慧剑《寒山诗重组并注》(载《寒山子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74年版)、李谊《禅家寒山诗注》(正中书局1972年版)、卓安琪《寒山子其人及其诗之笺注与校订》(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1年硕士论文)、叶珠红《寒山诗集校考》(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版)等十余家。其中，陈慧剑对寒山诗进行了重新排列笺注，试图寻绎出更多关于寒山的信息；而叶珠红将九种不同版本的寒山诗进行考校，并撰写了校后记，细致详赡，堪称后出转精之作。敦煌释氏诗歌整理方面，港台地区以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创刊于1974年7月的《敦煌学》为平台，发表大批学者的成果以及海外学者的译作。饶宗颐与法国学者戴密微合作完成的《敦煌曲》，包括法文、中文和图版三部分，以佛曲、赞、法乐、法曲和梵白等类分敦煌曲子词，“总共辑录了三百一十八首敦煌曲子词，其中既有为数可观前人所未披露的敦煌曲子词，更订正任、王等旧录的误校误录”(64)。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上、下)》(学生书局，上册1986年版，下册1987年版)，下册为“校注篇”，研讨范围与大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大致相同，除了网罗英、法、俄藏文献外，还增加了日本宁乐馆所藏写本，对张著误认原卷、误改、误释、句读错误、分首错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订正。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将敦煌佛教歌曲分为“歌曲集”、“歌曲丛抄”、“散篇歌曲”三大类，从写卷样貌、文学内容、艺术形式、艺术类型及其演出形态进行了详尽清理(65)。 随着佛教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很多中国僧人的别集亦流播于斯。20世纪以来，这些别集不断被披露、整理和翻译，成为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重要文献。例如，长期致力于寒山诗研究的韩国学者金达镇，先后出版了《寒山诗》的系列译著(法宝院1964年版、弘法院1970年版、世界社1989年版)，对推动寒山诗在韩国的流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韩国学者李钟美《寒山诗版本研究》(2001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寒山诗版本系统源流考》(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勘查了现存十四种寒山诗版本的异文，梳理、归纳出寒山诗的四个系统——宋刊本、国清寺本、宝祐寺本、东皋寺本，是研究寒山诗版本的重要成果。 日本存留中国古代僧人别集更多，据一些书志著录，数量或不下百种(66)。宋元肇《淮海挐音》、宋孔汝霖《中兴禅林风月集》、宋大观《物初剩语》、元宗衍《碧山草堂》、明守仁《梦观集》、明克新《雪庐集》等，更为海内孤本。同时，中国佛学研究在日本一直是“显学”，致力于披露、重刊这些文献的学者极夥。例如寒山诗集，据张石著录，明治以前的日版寒山诗集即有十二种，明治之后寒山诗的注释本达四十一种(67)。较著名的有：岛田翰翻印的皇宫所藏南宋版《寒山诗集》(民友社1905年版)、入矢义高的《寒山》(岩波书店1958年版)和久须本文雄的《寒山拾得》(东京讲谈社1985年版)等，对推动日本的“寒山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他的僧诗文献整理，较重要的有：1922年，筑前远孙玄外据宽文四年刻本铅印宋卢堂等撰《一帆风》；2003年，京都禅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芳泽胜的《江湖风月集译注》，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文学资源研究系陈捷全面地描述了日藏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的基本情况(68)，等等。日本学者较早接触到敦煌文献，对王梵志诗歌的整理，成果更多。例如，20年代，羽田亨将P.4097号卷子摄影流通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即收录英藏S.778号“王梵志诗集并序上”。矢吹庆辉《鸣沙余韵》(岩波书店1930年版)、《鸣沙余韵解说》(岩波书店1933年)对S.778号“王梵志诗集并序上”图录解说。入矢义高《王梵志について(上、下)》(《中国文学学报》第3、4期，1955年、1956年)、《王梵志诗集考》(《神田喜一朗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东京平凡社1957年版)，在对十二个卷子进行了考释的基础上，怀疑王梵志并非一人而是传说人物。游佐昇《王梵志诗のつ两侧面》(《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2》，1978年)、《敦煌文献にあらわれた童蒙庶民教育伦理——王梵志诗太公家教等中心として》(《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4》，1980年)等文，认为王梵志诗一卷本的形式、内容、旨趣和其他卷次的写本完全不同，与《太公家教》同属童蒙庶民教育类教材，并对一卷本予以校注和语译。 自敦煌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劫掠后，“敦煌学”逐渐成为欧美汉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王梵志诗卷的研究更是持续的热点之一。1982年法国学者戴密微出版了遗著《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集编注、翻译、评论于一书，是“王梵志诗的第一个全辑本”。法国学者陈庆浩《法忍抄本残卷王梵志诗初校》(《敦煌学》第12辑，1987年)，对列宁格勒亚洲人民学院藏卷进行了初步地校勘；法国学者魏普贤《王梵志诗补遗：两个没有署名的抄卷(P.3724、S.6032)》，在戴密微《王梵志诗》的基础上，察遗补校(69)。俄国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则著录了270号牧牛诗残卷。 除了敦煌僧诗文献外，欧美中国僧诗的整理主要体现在翻译上。影响较大主要有：R. Robinson 1954年出版的《中国佛教诗歌》、Paul Jacob 1988年出版的《唐代佛教诗人》、I. S. Terome 1994年出版的《浮舟：中国禅诗选》，等等。20世纪50、60年代，寒山成为“垮掉一代”的偶像，寒山诗被欧美确定为中国诗歌经典，涌现出阿瑟·韦利(Waley，Arther)、加里·斯耐德(Snyder，Gary)、伯顿·华生(Watson，Burton)、雷德·派恩(Red Pine)、罗伯特·C·亨里克斯(Robert C. Henricks)等一大批寒山诗的翻译家，特别是斯奈德的《乱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San Francisco：Grey Fox Press，1965)更以其丰富的山居经验和高超的翻译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综上所述，港台、海外的僧诗文献明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性，特别是港台地区一直有一批学者致力这方面的研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某些方面文献资料的积累甚至比大陆地区还要丰厚；其二，与特定的学术思潮和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像持续的热点王梵志诗卷的研究整理和寒山诗的校注和翻译，即是此一特点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