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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舜臣，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发表过论文《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与宗派构成及对僧诗创作的影响》等。 诗僧是古典诗史上特殊的诗人群体。他们创作的诗歌，相当真切地反映了僧侣阶层的生活境遇和心灵世界，代表着僧侣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佛门历来视诗歌为“小道”、“外学”，经藏所录僧徒著述，一般收“经论”、“语录”而遗“外集”；僧徒亦极少措意于诗集的刊刻和流布。职是之故，古代僧诗散佚甚为严重。李国玲《宋僧著述考》著录的两宋释氏别集存佚比约为29/80①，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所录近代以前广东释氏别集“见”、“未见”比为25/81②。初步估算，当有七成以上的僧诗别集已不复存于天壤间。而仅存的僧诗文献，亦散无统纪。以《古今禅藻集》为例，虽网罗颇富，但所收亦仅三百七十七名诗僧的二千八百二十四首诗作③，实泰山一毫芒耳。此种状况，随着20世纪现代学术的建立、完善而逐渐得以改观，海内外学者在古代僧诗文献发掘、整理、著录、校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拟对其略作综述，挂一漏万处，祈请识者补正。 一僧诗文献研究的对象 僧诗文献，顾名思义，即释子创作的诗歌文献。但历来对诗僧、僧诗的内涵与外延均无明确界定，故在论述之前，应略予辨析。 清人魏禧曾指出：“夫僧有始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④僧徒此种游离于僧俗两界的现象，使人们在判别诗僧的身份时，常出现分歧。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古今禅藻集》的编选范围时就说：“中间如宋之惠休、唐之无本，后皆冠巾仕宦，与宋之道潜老而遭祸、官勒归俗者不同，一概收入，未免泛滥。”⑤可见诗僧身份的认定，主要还在于其为僧的真确性。关于此，我们以为余嘉锡的提法颇值得重视。他说：“……然则(周)贺平生所作诗，多作于为僧之时，其集之行世者，又或直题清塞之名，未及一一追改，故选僧诗者得而录之。若贾岛官至长江簿，以官名集，其诗又皆作贾岛，无追题其无本之名者，故不得而阑入之，是亦《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也。昔梁刘勰出家，改名慧地；宋饶节为僧，改名如璧；而《南史》勰本传及吕居仁《江西宗派图》皆仍用其本名，以其著述成名，在未为僧之前故也。周贺少而出家，老始还俗，为僧之日长而为士人之日短；故《诗人主客图》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皆直名之曰僧清塞，李龏列入唐僧之中，初非漫然无所据者，不可谓之自乱其例。”⑥余氏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定夺“诗僧”之身份，显得更为灵活，也比较符合事实。像贾岛、刘勰、饶节这样很难称为诗僧者，历史上还有不少。例如，屈大均，字翁山，顺治七年广州屠城，即避难出家，更名今种，字灵一，“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⑦。旋又浪迹岭外，拜访前朝遗老，凭吊故迹；返粤后，竟以儒者自尊，猛烈“辟佛”。这表明貌似缁流、实为遗民的屈大均，是绝不愿意人们称他为诗僧的。 “诗僧”一词较早见于中唐释皎然《杼山集》卷四《酬别襄阳诗僧绍微》、卷九《与权从事德舆书》和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等文献，所指皎然、灵澈、护国、清江、法振等，均为当世擅诗僧人。因此孙昌武认为：“诗僧可以说是以写诗为‘专业’的僧人，也可以说是披着袈裟的诗人。他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⑧高华平也认为：“‘诗僧’并非一般指那些偶尔能吟诵一两句诗的僧侣，而是指那些以诗著名的僧人。……‘诗僧’主要是相对于‘义学僧’而言的一个概念。”⑨此二说，意在排除诗作不多之僧。“诗僧”之地位在丛林历来不显，那些仅撰有少量诗作的高道大德，若以“诗僧”目之，确非“《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但就学术研究尤其文献整理而言，这一界定失之过严。正如古代大多数诗人，未必皆视吟诗为一己之业，所重者仍是借以建功立业的身份，但在文学研究中，我们所认定的依然是其作为诗人之属性。从此一层面言，凡有吟诗经历之僧，皆应称作“诗僧”。 关于僧诗的分歧主要在于佛教偈颂与诗歌的关系，历来意见不甚统一，或等而观之，或判分为二。支谦《法句经序》称“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拾得亦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⑩。然《全唐诗》却以为释家偈颂与道家章咒“本非歌诗之流”，一并删除(11)。此种断然否认释家偈颂为歌诗的观念，在古代实非主流。唐宋的诗歌总集，入选僧人偈颂者，比比皆是。《全唐诗》之所以不予收录，正如陈尚君所言，“并不在‘非歌诗’。《全唐文序》解释不取偈颂原因为‘以防流弊，以正人心’，始道出个中原因”(12)。 偈颂，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韵文，梵文作gāthā，音译伽陀、伽他、偈陀，意译讽诵、偈颂、颂、歌谣等，种类甚多。隋代释吉藏以为重要者有通偈、别偈两种：前者又称首卢偈，“莫问长行与偈，但令三十二字满即便名偈”，每句字数不定，句数亦不拘，齐行、散行并存，满三十二字即为一偈，在形式上与诗歌区别较明显；后者则“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以四句而成”(13)，句式齐整，每句字数相同，甚至押韵、平仄、对仗等与近体诗亦颇为接近。可见，人们摒弃偈颂，还在于其内容主说理而寡诗味。其实，诗歌内容的解读，见仁见智，无统一之定规，况且偈颂中亦不乏诗情浓郁之作；再者，说理诗亦为诗歌题材之一，像宋明理学家的性气诗，其说理意味并不亚于偈颂。因而，轻易将佛家偈颂逐出诗歌园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论，僧诗文献研究的对象，应包括僧徒所撰诸体诗歌与宗门偈颂。而对于那些半途还俗的“僧徒”以及因特殊原因遁入空门的僧徒，应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来判定，贾岛、饶节、屈大均等人不应阑入诗僧队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