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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陆地区僧诗别集的著录和版本流传研究 20世纪专门考录僧人著述者，以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为最早。该书凝聚了冼氏毕生治学心血，全面稽考了广东一百零二位释子、学者的佛教著述，僧诗别集有一百零六种，备录诸家序跋、僧传资料，详赡赅洽，对未见文献均如实说明，体现了朴实精细的学风。2007年，李国玲出版的《宋僧著述考》，爬梳了大量方、内外文献和公私书目，共辑录宋僧著述一千一百八十三种，别集约八十余种，较为详细地考索了它们的存佚、版本状况。类似的著述考还有：云南省图书馆所编《云南历代僧人著述考略》，收录了六十五位僧人留存于世或已佚仅见于古今目录中的撰著、篇章近百余种(33)；李彦辉《东晋南朝隋唐诗僧丛考》分别考察了东晋十一家、南朝十三家、隋朝十三家、唐代三十六家诗僧别集的刊刻和历代选集的选录情况(34)；李舜臣《元代诗僧已佚别集叙录》叙录了四十三种已佚的元僧别集(35)。此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著述考》(《文献》2003年第2期)、赵荣蔚《唐代诗僧七家诗文别集提要》(《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冯国栋《〈宋史·艺文志〉释氏别集、总集考》(《中华佛学研究》第10期)等单篇文章，也是值得重视的成果。 众多的相关书志，往往也会涉及到僧诗别集。例如，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即著录了数十种王梵志诗及禅诗写本，其中，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著录巴黎博物馆所藏十种王梵志诗抄本和两个禅诗抄本；向达《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共著录了伦敦不列颠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六种王梵志诗抄本。此外，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等也叙录、考辨了不少诗僧别集的刊刻、流传情况。而较为集中的有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著录见存明诗僧别集三十三家四十三种(36)；江庆柏负责的《清人别集总目》“释氏”部分，著录今存二百六十五名清代诗僧三百五十七种别集的版本和馆藏地，并提供了较丰富的传记资料线索(37)。今之学人，欲窥古典僧诗之涯涘，无不需依循此类书录为津筏。 20世纪以来大陆地区专门研究僧诗别集版本的成果，主要集中于王梵志和寒山两人身上。 敦煌遗书所藏王梵志诗的写本，分别庋藏英、法、俄诸国，残损严重，其分卷、来源皆复杂难辨。例如，胡适当年即主观地认为伯2718、伯2842、伯4094为王梵志诗的卷上，试图与明确标明了“王梵志诗第三”写本整合成全帙，但这一做法，已为日本学者入矢义高驳正。随着更多的王梵志诗写本相继披露，学者们仔细地比勘同异，试图厘清传写源流。举其要者，如张锡厚认为，王梵志诗盖有两种版本系统，即三卷本和一卷本。其中三卷本，或标明卷上、卷中、卷下，或标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一卷本则类似家训、世训、佛戒，与三卷相比“迥然不同”(38)。项楚则认为王梵志诗的来源有四：一是敦煌写卷中有编号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二是敦煌写卷中标明为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三是法忍所抄“一百一十首”，四是散见于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诗(39)。 寒山诗集，国内外现存约二十余种版本，其系统源流也很复杂(40)。50年代，余嘉锡征引大量史料，考证出宋本《寒山子诗集》闾丘胤之序属伪作，并推翻了寒山为贞观时人的说法(41)。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文学遗产》总第十六辑)主要分析、比勘了其中较寻见的十三种寒山诗集，认为它们主要归属五种源本：宋版本、国清寺本、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宝祐本。陈耀东也长期致力于寒山的研究，认为寒山诗最早的结集者为寒山本人，其诗共六百余首，并对海内外百余种版本、写本、校本、注本的源流作梳理考辨，认为主要可分四个系统：寒山拾得诗之“二圣诗”系统；宋刻《寒山子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系统；宋刻国清寺本系统；宋刻宝祐本系统(42)。贾晋华从内容、形式仔细比勘，指出《寒山诗集》中的禅诗作者不是寒山而是曹洞宗创始人曹山本寂，闾丘胤序和拾得诗亦为曹山本寂所编造依托(43)。张德中、区J2Y101.jpg、胡安江、张石等则对寒山诗在美国、日本、港台的刊刻、译本进行了专题研究(44)。 其他僧诗别集的版本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田道英考察了贯休《西岳集》和《禅月集》结集过程、卷数及其版本流传情况(45)。许红霞对域外留存、刊刻的宋代僧诗别集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相关系列论文(46)。杨铸《和刻本稀见中国元代僧人诗集叙录》叙录了释英《白云集》四卷，并称比国内现存诸版本多出一卷一百零一首诗；释克新《雪庐稿》一卷，更是为国内失传；释克新所编《金玉集》则不仅国内久已失传，而且“几乎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藏书著录和流传记载”(47)。此外，曹汛根据清人李呈祥《东村集》中有《与湄村贻上两公商刻〈徂东集〉〈金塔铃〉》一诗，对函可《金塔铃》的源流作了较详尽地发覆(48)。李福标则对函昰的《瞎堂诗集》、《梅花诗》的版本价值、流传情况作了专门研究(49)。卞东波《〈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7年)、侯体健《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版本关系蠡测：兼向陈捷女史请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对两部域外僧诗集的版本进行了探讨。陈斐和张倩、刘锋焘几乎同时细致地梳理了宋李龏所编《唐僧弘秀集》的版本流变(50)。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论列的元代十三位诗僧，虽主要以描述创作为主，但对他们诗文集的流传、存佚、版本也作精详考订。例如，在论述释宗衍时，撰者花去大半篇幅考察了《诗渊》中署名“本释道原”的诗，即《元诗选》二集《碧山堂集》中的诗作。《元诗史》之所以能获得学界好评，与撰者扎实的文献功力是不可分的。这也可见出，文献资料是推进一切学术进步的基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