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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陆地区历朝僧诗的收集、辑佚与整理 释子作诗，始于东晋，历唐宋元明诸朝而逮清季，丛林吟咏之风，未尝断绝。然时移治乱，像运升沉，历代诗僧的兴衰并不平衡。学界对僧诗文献的整理，亦用力不均。1993年，艾若、林凡联络数十位学者，着手编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拟分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五卷，系统整理东晋至清末释氏之诗(14)。此一宏大构想，诚有功于僧诗文献的研究。但直至今日，惟“晋唐五代卷”出版行世，余者皆付之阙如。此种状况，基本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古代僧诗文献研究的大势——东晋、南北朝、隋唐最为完备，两宋次之，元、明、清三朝最弱。兹缕述如下。 先唐的僧诗文献，《隋书·经籍志》著录了支遁、慧远、惠琳等僧人的十三种别集，惜除支遁集外，皆散佚无存(15)。明人冯惟讷所编《古诗纪》，广泛采摭，得诗僧三十二人七十四首诗作，是收录六朝僧诗最完备的古籍之一(16)。但冯氏考证殊疏，讹误屡出，先后有清人冯班《诗纪匡谬》、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补正之(17)。20世纪40年代，逯钦立历二十余载，撰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补苴阙佚，共收四十名释氏“本土之谣”八十六首(18)，并传其生平，详明出处。逯著的特点在于，每参稽《广弘明集》、《高僧传》、《庐山记》诸校本，以广异文，斟酌校定。但是，逯著在处理偈颂时，仅收入题有“赞诗”字样者，同时割弃了疑为可能作于唐代的一些僧诗，故仍有遗漏(19)。例如，其失收的傅翕(一百零八首)、菩提达摩(二十五首)等，即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和《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共收入四十四人二百五十二首诗)收入。先唐基础文献有限，学者之订补，虽东鳞西爪，实属不易。 唐代的僧诗文献，因有《全唐诗》(共收一百一十五位僧人二千八百余首诗)而较显集中、系统。但由于其编者观念的偏颇和视阈的缺失，漏辑、误植、重出等现象，仍复不少。20世纪以来，随着大批地下文献的发掘和遗存于域外的古籍的“回流”(例如《祖堂集》)，唐代僧诗文献整理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里首先需提到的是：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向达、刘铭恕、张锡厚、项楚等几代学者，从敦煌文献中抄录、勘校的三百余首王梵志诗，不仅全面填补了《全唐诗》未收其诗的空白，而且肇始了学界对白话僧诗的关注。此外，像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敦煌文学总集所收僧诗，亦多数未见于《全唐诗》中。90年代后，英藏、法藏、俄藏等敦煌文献以集成方式影印出版，使敦煌文献整理再掀高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敦煌石窟僧诗辑校》(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等著作，陆续面世。这三本撰著，因王梵志诗已有校注本而未收外，余者皆力图网罗并尽，或考察作者、抄者及创作时代，或依别本、义例，精心勘校，虽非敦煌僧诗的全帙，但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称之为渊薮，亦无不可。 《全唐诗》的辑校、补遗，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唐代僧诗文献的研究，也借此获益甚丰。代表该项工作最高的成果，主要有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全唐诗外编》和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共约辑录出一百三十余位僧人一千七百余首诗作。学者之整理，或移正，或补入，或正题，或考生平，皆为完善唐代僧诗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章，亦值得重视，例如，佟培基《唐代僧诗重出甄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宁波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曹汛《淡然考》(《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等等。总之，唐代僧诗文献，经几代学者百年捃摭，庶无遗佚。 两宋僧诗文献，除《九僧集》、《石门文字禅》等二十余种别集存世外，还有一些像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之类的断代僧诗选本。但这些选本，或囿于一体，或限于特定时段，尚不能全面反映两宋僧诗的总体面貌。1998年，历十余载、聚众多专家心血的大型诗歌总集——《全宋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宋诗》取材甚广，凡别集史传、语录灯录、稗乘地志、金石墨迹等文献，“长编短制，细大不捐，断章残句，在所必录”(20)，共得八百一十八位诗僧(21)近两万余首诗作。撰者所据文献，力择善本、足本，酌校异同，详明出处，并撰有僧人小传，附以篇目索引。赵宋三百年僧诗之体貌，于斯概见。 元代僧诗文献的整理，在20世纪前，以清人顾嗣立、席世臣所编《元诗选》和《元诗选癸集》最为完备，共收入一百三十二名僧人八百零七首诗作(22)。此后很长时间里，元诗未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更鲜见专门致力于元僧诗文献的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后，杨镰接手了《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元代卷》、《全元诗》的主编工作，对元诗文献作了大量的辑佚、校勘、考辨、汇录工作，“已经编录出一百九十八位元代释子的四千八百九十六首诗”(23)，诗作总量为顾、席所辑的六倍之多。相信待其成果面世后，必将厚惠学林。 明清的僧诗文献，繁多芜杂，积累甚薄，整理难度很大。《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缘起”称，“邀请了江庆柏、陈敏杰、李灵年三位先生为分册主编或编委，由他们与上海复旦大学同仁协作，负责明、清两代部分”，并称“进展很快，有一个四十多学人组成的班子”(24)。但近二十年过去，未见及后续报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清僧诗文献整理的艰巨性。 陈尚君言：“断代全集的编纂，是程功巨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25)僧诗文献散佚极多，分布广泛，整理的难度尤为巨大，非知晓内典、外学者莫能为，否则遗憾在所难免。例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考订、注释均过于疏略，遗漏，错误亦不少”(26)；《全宋诗》中所收僧诗，“同样存在着漏收、误收、重出等现象”(27)。补苴罅漏，精益求精，乃文献整理应有之义；况且孤本、秘笈迭现，更为订补提供了便利。例如，不少学者对宋代僧诗文献进行校释和辑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05年出版的《全宋诗订补》，辑补、校订了一百零四位僧人的诗作(28)；朱刚、陈钰《宋代禅僧诗辑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辑录了《全宋诗》未收的七千八百余首禅僧诗，“收获之丰，令人惊叹”(29)。冯国栋《〈全宋诗〉僧诗补佚(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卞东波《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丛考》(《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辑佚诗、举异文、考生平，均颇具价值。此外，张如安、傅璇琮、陈小法、江静等人，从《中兴禅林风月集》、《一帆风》、《江湖风月集》、《贞和集》等日藏文献中，辑录了数百首宋代僧诗(30)，有些文献“甚至闻所未闻”(31)，特别是许红霞在日本访学期间，发现了数种日本刊刻的南宋僧诗别集，并承担了《全宋诗补正》僧诗部分的工作(32)。可见，文献辑校，讹若渡河，喻同扫叶，无有竟时。20世纪以来有关历朝僧诗文献的整理，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欲臻完善之途仍艰巨漫长，尚需更多的学者付出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