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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进化论的意识形态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这一文艺观把史诗等同于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突出人民性、集体性、劳动性，进行“文学化”的翻译、整理、刊布;这种取向与社会进化论取向彼此消长，又相互交叉：“社会进化论”为取向的史诗整理研究为“文学化”翻译、整理提供了政治导向，而“文学化”翻译、整理本身成为佐证“历史”的重要证据，同时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学化”翻译、整理扩大了影响。巴莫曲布嫫对这两次民间文学“生产运动”中存在的弊病概括为“格式化”。“格式化”主要指在民间文学的再生产过程中，参与者脱离口头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按其主观价值评判进行“二度创作”的文本制作格式，这种格式化倾向不仅偏离了文本的本真性，且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文本误读。[31]导致上述弊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史诗等同为“民间文学”、“历史材料”。相对说来，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文学生产运动更为突出“历史主义”色彩，而80年代则“文学化”色彩更浓厚些。 三、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南方史诗类别研究 (一)国内史诗研究范式的转换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史诗研究的干预逐渐减弱，国外史诗研究成果也大量译介到国内，一些学者在对以前史诗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也介入到史诗研究中，从而促使国内的史诗研究发生了范式转换。“中国史诗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转型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32] 这一时期，钟敬文对原来提出的“创世史诗”也进行了新的思考，他提出了“神话性的创世史诗”、“文化英雄史诗”的两个新概念，并强调在西南民族史诗中，神话性的创世史诗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存在主要叙述文化英雄的史诗，这些文化英雄包括了创造文化的人物及战争中的英雄。南方英雄史诗不限于战争，更主要的是文化创造英雄，有神话色彩。像造房子、发明农耕、创造两性制度等等。北方以塑造征战英雄为主，南方以歌颂文化英雄为主。[33]他认为，中国史诗应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立足于口头传统来进行研究，并将史诗学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强调史诗研究不能止于抽象的一般原理上，还要转回到具体的史诗个案中去印证、去检验、去深化对史诗传统的理解，深人地揭示史诗的口传本质，辨明史诗传统在当今民间的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变的规律，才能达到对史诗传统的诗学特征进行科学总结的研究目的。[34] 史诗作为“范例的宏大叙事，”往往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丰碑，它涵盖了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谚等多元文类形式，突出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形态乃至文化成就，因而史诗成为口头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类及主要研究对象，史诗研究成为口头诗学的学科基座。可以说，中国史诗研究范式的转移既是对多年研究成果的反思总结的结果，也是受益于国外的口头传统理论研究成果的引介及借鉴，这对南方史诗类别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口头传统视野下的南方史诗类别研究 在国内学者中，巴莫曲布嫫对南方史诗研究着力较多，她提炼的“格式化”，演述人与演述场域，文本属性与文本界限，叙事型结构和叙事界域，特别是“五个在场”等，则大都来自本土知识体系与学术表述在语义学和语用学意义上的接轨，以及在史诗学理论建构上东西方融通的视域。其次，在方法论上对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流程、民俗学意义上的“证据提供”和文本制作等问题做出了可供操作的学理归总。[35] 口头传统理论引入到南方史诗类别研究中，有三大突出成果： 一是巴莫曲布嫫与朝戈金提出了“复合型史诗”的概念。这一概念契合了南方史诗的混融性特点，其混融性特点不仅体现在创世神话、族群迁徙、部族争战等史诗内容的交叉互涉，难分畛域，也体现在史诗演述过程中的书面与口头文本、文本演述与仪式叙事、演述者与受众者、神灵与凡人，以及诗、歌、舞、画等多元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和而不同的混融性上，这与原始宗教及原始艺术的混融性有着内在逻辑统一关系。复合型史诗的提出，有效解决了以往原始性史诗、神话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等诸多史诗类别之间的概念之争。 其次，把南方史诗的概念定位为口头传统的范畴，突出了其口头性特征，消解了以往把史诗视为与作家文学相对应的民间文学的弊病。不可否认，口头传统的概念范畴与民间文学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特点，但二者关系范畴、概念能指、学术范式都存在区别，民间文学是口头传统中的有机构成，从属于口头传统的系统范畴;与取向于“文学”维度不同，口头传统以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理论范式为学科支撑，从文本、表演语境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来揭示这一传统的内在运作机制，以及与族群文化与生活的深层文化意义。这一定位促使史诗研究从以往的“历史主义”、“文学化”的外在研究取向转向着重于文本类型、故事范型、主题、口头程式、演述场域、演述者、文化语境等方面的内在研究，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史诗研究领域及学术生长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