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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史诗的“三分法”(即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应用，当下国家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项目中也参照了这一分类法。相形于之前的“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创世史诗”等比较笼统的划分，这一“三分法”更准确地揭示了南方史诗的多元形态，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南方史诗内涵的深入剖析。但因南方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形态、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并不是每个民族的史诗都可以依照上述分类“对号入座”，譬如“三分法”侧重了“分”而忽略了“合”，南方民族史诗中还存在着不少无法照此分类的史诗。如纳西族的《祭天古歌》中就包含了《崇般突》(人类繁衍记，又译为“创世纪”)、《崇般绍》(人类迁徙记)两部创世史诗、迁徙史诗的内容，其间也融合了祖先英雄崇仁利恩洪水逃生、向天神求婚、破解天神设下难题、人间迁徙、生儿育女、定居生产等系列英雄壮举，明显带有“英雄史诗”的色彩;英雄史诗《黑白之战》中前半部分主要叙述开天辟地、创生万物的“创世”过程，其间的英雄并不是单个的，而是一个群体英雄形象为代表，这些群体英雄中不只包括了代表正义的白部落成员，也涉及到对立面的黑部落英雄，由此而言，《黑白之战》的内容应涵盖了“英雄”、“创世”两个主题。基于南方史诗的这一复杂性，国内学者提出了“复合型史诗”的概念。“在中国多民族、活形态的史诗长廊中，南方诸多民族的叙事传统实则兼容并包着‘创世’‘迁徙’‘英雄’这三个基本主题和传统程式，彼此难分畛域，如彝族的《勒俄》、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布洛沱》，以及苗族的《亚鲁王》等，在时空上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跨度，以贯古通今的气势和纷繁披复的铺张，高度集中地映射着一个民族探索人生、寄托理想的精神世界和历史观，生动地折射出人类口头文化及其表达形式的纵深光谱。”[14] 朝戈金认为近年发现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属于“复合型史诗”的鲜活案例。“从史诗内容上看，《亚鲁王》具有在中国境内流布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三个亚类型的特征，其中‘创世纪’部分用大量篇幅讲述宇宙起源、日月星辰形成等内容，其后又生动叙述了亚鲁王为避免兄弟之间手足相残而率众远走他乡的筚路蓝缕，其间伴随着艰苦卓绝的战争杀伐，故而兼具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的叙事特征。”[15]巴莫曲布嫫根据对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田野语境研究，认为彝族“勒俄”史诗是一个复合型的史诗，“创世”、“英雄”、“迁徙”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彼此渗透，而非壁垒森严;“勒俄”史诗“公本”与“母本”的划分有一条中介线，创世之前的神话均归属于“公本”，创世之后的神话则归属于“母本”;此外，“勒俄”史诗还可据仪式语境与场域划分为“黑勒俄”与“白勒俄”，前者主要出现在丧葬礼仪之中，后者则主要出现在婚礼等喜庆礼仪之中。[16] 关于南方史诗类别研究，除了上述的概念外，还有“婚姻史诗”[17]、“山地史诗”[18]等不同分类，但因这些分类的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界定仍存在诸多疑义，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在此不作赘述。 二、社会进化论对南方史诗分类研究的影响 “史诗”作为一个文类概念传入中国不过百年历史，而在中国发现史诗也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其中真正从学科意义上对史诗的研究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可以说南方史诗的类型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三十多年时间段里进行的，其中可以看出南方史诗类型划分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深层影响，这些影响既深化了对南方史诗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及诸多问题。 (一)社会进化论与史诗分类研究 1859年，英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其生物进化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理论引入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导致了社会进化论的产生，成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影响最大的理论观念，孔德、斯宾塞、摩尔根、泰勒是早期社会进化论者的代表，他们认为，同生物有机体一样，社会制度的发展也存在着某种有机规律，它决定着这些制度变化的渐进性和持续性。社会进化论也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社会动力发展和变革理论，成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来源，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19世纪初期，早期社会进化论哲学家孔德提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阶段(或神学阶段)、过渡阶段(或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的观点。西方神话学家埃里克·达代尔认为，人对于世界的解释可以看作是经历了三个连续的阶段：神话阶段、史诗阶段和历史阶段。“当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和世间万物建立在‘楷模’人的重复出现之上，建立在对古代英雄的崇拜之上时，就从神话时代进入了史诗时代。”[19]上述观点明显受到了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影响，他在《新科学》中指出：“在荷马之前有三个诗人时代。首先是神话诗人的时代，这些诗人自己就是英雄歌唱的是真实的严肃的神话;第二是英雄体诗人时代这些诗人改变了歪曲了原先的神话故事;第三才是荷马时代他所接受的是那些神话故事的改变和歪曲了的形式。[20]维柯指出三个阶段对应人类社会不同的时代。神话阶段对应的是神的时代，史诗阶段对应的是英雄时代，历史阶段对应的是人的时代。这三个阶段彼此之间具有时续性和连贯性，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通过各类叙述的建立起联系。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看法也与维柯类似, 他把史诗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宗教时期或称神话时期;二是英雄时期;三是世俗生活和家庭生活时期。别林斯别林斯基所说的“宗教时期”是指人类社会初期的原始宗教，而原始宗教、原始思维与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关史诗的诊断与早期社会进化论观点是有承接关系的。马克思认为《荷马史诗》成为人类童年时期产生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21]“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22]由此恩格斯说“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