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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的意义 如前所述，以往研究者对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也曾给予肯定的评价。较早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等，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具有科学的精神、具有近代思想方法、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等。稍后有傅衣凌、侯外庐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认为晚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类似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的思想。但上述研究都侧重于历史和思想，而不是文学；且将明末与清初并提，实际上关注的重点是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实学潮流。在文学方面，许多研究论著在分析具体的作家作品时，都对有关文学现象的思想解放倾向或在文学史上的创新意义给予了肯定，但缺乏对以万历朝文学为主的晚明时期文学的总体观照。近年卢兴基再次提出晚明实际上发生了一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潮，并对晚明时期的各种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分析，颇多新见，如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的典型等。⑩但其主旨在揭示晚明思想和文学的特质，而不是对晚明文学总体成就进行评价。而且他侧重于将晚明思想和文学与西欧的“文艺复兴”等进行横向比较，而没有特别注意将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的文学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纵向坐标上进行定位。 因此，人们至今对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文学缺乏一个总体的判断。这影响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总体成就的估量，也影响到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各个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首先是对万历年间文学发展总体成就的一种肯定，凸显万历文学在明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这将促使我们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给予更多的注意，并努力去思考万历文学的总体特征，从而更完整准确地把握它。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建安风骨”，开元、天宝年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盛唐气象”，那么万历文学是否也存在一种基本特征呢?如果有，那又该是什么呢?“众声喧哗”?“欲望的餐宴”?抑或“情感的沉醉”?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根深叶茂，博大精深，代有发展。过去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盛世，往往只讲到建安、“三元”而止，似乎中国古代文学在最后一“元”即北宋“元祐”后，就已成强弩之末。虽然还出现了元杂剧、明清传奇、明清长短篇小说以及一些著名诗文作家、诗文流派，但它们(他们)相互之间都相距较长时间，都是散点式地存在，似乎再无时间相对集中的大放异彩的辉煌篇章。其次，这样一种文学盛世说，实际上主要只关注了中国古代的文人雅文学，重点是诗歌。而中国古代文学除文人雅文学外，还有大众通俗文学；除诗歌外，还有古文、词、戏曲、小说等等。因此这样的文学盛世说是片面的，不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面貌。如确认万历年间为文学盛世，春秋战国、建安、“三元”等和万历，分别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上古时期、上古向中古过渡的时期、中古时期、中古向近代过渡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也兼顾到文人雅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将因此而首尾完具，更加完整。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古代文学，因为它的发展历史非常漫长，实际上包含古典的文人抒情文学美学传统和具有近代色彩的大众叙事文学美学传统。充分意识到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充分意识到古典传统和近代传统的不同，在认识其不同的同时又关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两种文学美学传统区分开来，不以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具有近代色彩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诗作，虽然外在的文体等还大体保持古典诗歌的形式，但内在精神情趣、艺术思维特征、美学追求等都已与古典诗歌有显著差别，已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它们追求的是主体理性精神的凸显，着力追求趣味，构思往往流走、闪断跳跃，意象语言往往精粗杂陈，以俗为雅，这些才是它们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但有些研究论著还在用所谓“情景交融”、“有意境”之类的标准和概念来观察和评价它们，显然就是隔靴搔痒了。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可能促使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一些文学观念进行反思。比如文学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文学根本上要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文学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定与社会历史环境完全同步。政治上的太平盛世不一定是思想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政治上的衰世和乱世却有可能是思想文化艺术的盛世。我们都知道这一道理，但在考察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时，又很难不受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的影响，对政治上的太平盛世则倾向于从正面去描述当时的思想文化艺术，对衰世和乱世则倾向于从负面去描述当时的思想文化艺术，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文化艺术史的真实面目。又比如，受小农经济和君权专制社会环境孕育的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优美的、平和的、守成型的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而不习惯于反映矛盾冲突、充满质疑挑战、因而也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文学艺术。我们一直不能对明代特别是晚明思想文化艺术的特征和价值给予合理的评价，反而在很多地方堕入清人的话语陷阱而不自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观念和标准的偏差应该得到纠正。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万历文学内在基本精神的肯定。毫无疑问，万历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中的大众通俗性叙事文学。在当时的文人抒情文学中，较有价值的也是倾向于摆脱传统束缚的革新派的文学。这两者之间相互呼应，内在精神有相通之处。因此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主要是一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学。它们共同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的个性的张扬，对人类的自然情欲的肯定。过去我们虽然对这种精神所具有的思想解放倾向有所肯定，但对这种精神本身的评价却有很大保留。处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对它多了一份理解。所有人类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些最琐碎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家长里短、喜怒哀乐，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有必要抛开道德家的眼光，抱同情之理解，用一腔更温润的情怀，更细腻地观察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文学中所描写的人间种种景象，抉发其中的意义与价值。这样说来，调整对万历文学的评价，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还可能促使我们要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其意义就更加深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