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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汉书·礼乐志》关于汉武帝“乃立乐府”的记载，使得“乐府诗始于西汉”说几乎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种定论。文章着眼于“二重论证法”的角度，以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为双重依据，对“乐府”与乐府诗之肇始年代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认为其在夏、商、周三朝均已不同程度之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所收唐尧《神人畅》、虞舜《思亲操》、夏禹《襄陵操》、周文王《文王操》、齐椟沐子《雉朝飞操》、卫女《思归引》等“前乐府”，即为“乐府”与乐府诗始于这一时期的最有力例证。 【关 键 词】前乐府/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商周乐舞 【作者简介】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乐府诗的认识与研究，几乎都是以班固《汉书·礼乐志》之所载为依据的，即大都认为乐府诗诞生于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后，因之，“乐府诗始于西汉”说，即成为了各种文学史著作的一种共识。而一些专门研究乐府诗或音乐史的著作，如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王易《乐府通论》、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增田清秀《乐府の历史的研究》、杨生枝《乐府诗史》，以及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亦更是如此。其实，导致“乃立乐府”说成为定论者，唐人颜师古的“《汉书》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颜师古于“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作十九章之歌”之后有注云：“乐府之名，盖始于此。哀帝时罢之。”颜师古“乐府之名，盖始于此”的依据为何，不得而知，但论乐府诗者都将此奉为圭臬，则为事实。而事实上，颜师古此注乃为错误，因为有不少地上与地下的材料表明，“乐府之名”并非始于“乃立乐府”的汉武帝时期，而存在于先秦时期大量的“前乐府”，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乐府诗的文学源头。 一、汉初“乐府”的史料复按 所谓“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如商朝乐府、周朝乐府、秦朝乐府等①。而要了解与认识这些“前乐府”的真面目，就仍然得从汉武帝的“乃立乐府”说起。据班固《汉书·礼乐志》之载与颜师古之注，可知“乃立乐府”之“乐府”，其本为隶属于“少府”的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但由于其负责采集全国各地歌谣，组织文人制作歌诗，并进行音乐的整理与创制等职能之使然，而得“乐府”又被后人称之为“乐府诗”。即是说，后人大都认为，因汉武帝的“乃立乐府”，而导致了乐府诗的诞生，如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序》之“乐府之兴，肇于汉魏”，郑樵《通志·乐一》的“采诗入乐自汉武始”等，即皆为其例。由乐府机构而乐府诗，音乐乃为其关键所在，因之，作为音乐管理机构的乐府，即与乐府诗构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学关系。所以，如果要对“前乐府”进行审视，首先就得对先秦时期的“乐府”作一具体考察。 据现有资料可知，在班固《汉书》之前的汉初典籍中，最早出现“乐府”一词者，乃首推贾谊《新书·匈奴》一文。贾谊《史记》卷八十四有传，据是传所载，“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乃在“及孝文崩”之前，也即公元前157年之前，其时距汉高祖刘邦开国的公元前206年，仅50年之隔。《新书·匈奴》有云： 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堂者二十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吹箫鼓鞀，倒絜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莫时乃为戎乐……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将以此坏其耳，一饵。[1](P136) 其中的“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乐”云云，表明“乐府”在汉初还曾管理技艺。但有论者认为，《新书》的此段文字不可靠，原因是“今本《新书·匈奴篇》关于‘五饵’的文字经过后人修饰”[2](P52)。按“后人修饰”说并不可取。其原因在于：(1)所谓“后人修饰”说，只是持说者的一种推测，而无确凿的材料依据；(2)据“今本《新书》”(指中华书局2000版《新书校注》——引者注)的《前言》可知，“今本《新书》”是以明正德十年吉府本为底本，参校了包括两种复宋本在内的“六类版本”，但其于《匈奴篇》的上引文之末，却并无“后人修饰”的校注；(3)退一步说，即使“今本《新书·匈奴篇》”中存在着“经过后人修饰”的文字，也并不能表明该文全部为修饰者所作伪；(4)“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优”中的“乐府”，与汉初其他材料所载之“乐府”可互为印证，如《史记·乐书》中的“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之“乐府”，即为其例。综此四者，是知“今本《新书·匈奴篇》”中的“上使乐府幸假之倡优”云云，并非如持说者所言不可靠，而是完全可以据信的。 至于持“后人修饰”说者认为《史记·乐书》中之“乐府”也不可相信者，则更属不的。为便于对此讨论，兹将《史记·乐书》中关于“乐府”的一段文字抄录如次：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3] 文中所说的“于乐府习常肆旧”，是指汉高祖刘邦死后，惠、文、景三世均让“乐府”按照原来既定的规格与方式进行“歌舞宗庙”。持“后人修饰”说者则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依据，认为“传本《史记》”中的《乐书》“不可能是司马迁本人所作”，因而对其进行了否定。按“传本《史记》”存在着不少矛盾乃为事实，如《屈原贾生列传》之于屈原生平的记载，即为典型的一例，但其中所存在的矛盾，却并不足以对《屈原列传》予以全盘否定。而《史记·乐书》一篇，亦属如此。事实上，梁玉绳《史记志疑》也没有对“传本《史记·乐书》”之所载进行全盘否定，而只是认为“不可能是司马迁本人所作”。所以，《史记·乐书》之所载是自有其存在的文献学价值的。而且，《史记·乐书》所载“高祖过沛”云云，又可与《史记·高祖本纪》之载互为印证，以表明其确属可以据信之史实。 以上所言，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有论者认为，《汉书·礼乐志》对“高祖过沛”之事况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原因是《史记·乐书》之载“存在两个主要错误，一是历史年代之误，二是历史事实之误，因而它不能作为汉初存在乐府机构的证据”[4](P48)。持说者之所以作如此认识，主要是认为《汉书·礼乐志》对“高祖过沛”史事的记载，最后一句乃为“礼官肆旧而已”，即其与《史记·乐书》的“乐府习常肆旧而已”不相契合。而事实上，“礼官肆旧而已”乃为错误，因为通检清人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可知，在整个东西两汉压根儿就没有所谓的“礼官”这一具体职官。《汉书·礼乐志》之所以作如是记载，关键就在于其所载汉武帝“乃立乐府”云云，乃在“礼官肆业”之后。即在班固看来，如果从《史记》作“乐府习常肆旧”，就会明显地出现记述上的矛盾，因为在“孝惠、孝文、孝景”三世的“习常肆旧”期间，汉武帝的“乃立乐府”还不曾问世，故而即以“礼官肆业”代而为之。殊不知如此一来，倒露出了其与历史迥不相符的马脚。请看《汉书·礼乐志》对此记载的原文：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肆业而已。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阳，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5](P484) 这段文字已清楚地表明，《汉书·礼乐志》的“礼官肆业而已”云云，是为班固放在“至汉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前的，既如是，则其“礼官”之载，就必误无疑。所以，对“高祖过沛”史况的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者，不是班固的《汉书·礼乐志》，而是司马迁的《史记·乐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