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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周乐舞职官之文献记载 “乐府编钟”、封泥“乐府丞印”、“北宫乐府”残磬，以及南越于“文帝九年”由“乐府工造”的铜句鑃的先后出土，使得汉武帝“乃立乐府”说，已令人不可相信，而秦有“乐府”，即成为了确凿可信之史实。如果以此合勘杨宽《战国史》认为“少府”始置于战国的结论，则“乐府”之始置又可向前推至战国。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所载，历史学上的战国，主要指公元前402年至公元前256年的146年，而是时正乃周王朝之晚期，这样看来，说周朝有“乐府”也就言而无据了。虽然如此，但周朝主管乐舞、技艺之职官，既不名“太乐”，也不称“乐府”，而是曰“大司乐”，或者为“乐尹”。对此，杜佑《通典》卷二十五《职官七》于“太乐署”乃有载：“周官有大司乐，亦谓之乐尹，以乐舞教国子。”紧接其后的，便是“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云云。此则表明，在杜佑看来，周之“大司乐”与秦、汉之“乐府”，在职能、职责方面应是大致相同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云：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秦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共亨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事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9](P789) 这就是周朝“大司乐”的职责范围之所在，即其既负责成均(周之“大学”)的乐舞教育，又主管朝廷的各类乐舞祭祀。除“大司乐”外，周朝负责管理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职官，还有“乐师”、“大师”、“小师”(俱见《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等。这些乐舞职官，因均属于周朝“春官宗伯”的范畴，而以负责朝廷的雅乐、雅舞等乐舞为能事，如郊庙祭祀、朝享射仪等，即其实际所肩负之职责，与秦、汉之“乐府”并无二致。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周朝的“大司乐”，与秦、汉之“乐府”在职能、职责等方面，确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而事实上，不仅在周朝有“乐府”，而且在殷商甚至是其前的夏朝(含先夏时期)，也是不乏这类专门负责对前代乐舞进行管理与修定的“乐府”官员的，对此，《吕氏春秋》卷五《古乐》乃有所载。其云： 帝喾命咸黑作声歌：《九朝》《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鞀椎钟。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舜立，命延乃伴瞽叟之所以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于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10](P59) 其中所载“帝喾命咸黑作声歌”之咸黑，“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修《九招》《六列》”之伊尹，就都属于上古时期的乐官范畴，或者说是兼有乐官之职能的。据王国维《商先公先王考》，帝喾乃先夏时期人，为商族始祖，其既命“咸黑作声歌”，则这种“作歌”制度就一定会传之于夏朝，或者说会为夏朝所承袭。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吕氏春秋》卷五《古乐》对此亦有记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能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又，《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有载云：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善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土。[11]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表明“乐”在夏朝作为一种制度存在而兴盛。所以，《吕氏春秋》卷五《古乐》中之“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与“帝喾命咸黑作声歌”，情况乃完全相同，即皋陶在夏初虽然并非专门的乐官，却兼有乐官的职能。而皋陶所“作为”之《夏籥》《九成》，自然是由当时的乐工演奏与伎艺表演的，而管理这些乐工与伎艺的机构，也就理所当然地属于人类历史上早期的“乐府”了。 从先夏经夏朝到殷汤，由于“作歌”的传统代代相传，所以才又有了“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之史况的存在。这样看来，可知咸黑、皋陶、伊尹三人在当时虽然均非“乐府”职官，但却分别在帝喾、夏禹和商汤时代扮演了“乐官”的角色，而为之参与种种“作歌”的音乐文化活动。由是而观，这三人之所作所为，已初具秦、汉时期“乐府”职官之职业功能，则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此外，据李孝光《乐府诗集序》一文还可知，殷商时期与周代的“大司乐”之相类似者，也即负责管理当时音乐的职官，乃为“瞽宗”。其云：“乐府者，教乐之官也。于殷曰瞽宗，周因殷，《周官》又有大司乐之属。”[12](P65)李孝光是元末“古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乐府诗创作与乐府诗批评两个方面，均颇具建树，其所言殷之瞽为乐府的“教乐之官也”，自应是可信的②。其实，李孝光《乐府诗集序》中的“瞽宗”之说，乃是据《礼记》郑玄之注而为。上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云云，《礼记·明堂位》则谓：“瞽宗，殷学也。类宫，周学也。”郑玄注云：“瞽宗，乐师瞽矇之所宗也。”[13](P1491)所谓“殷学”，即殷学宫之名，也就是朝廷用以管理乐舞、传授技艺的一个机构。此则表明，商朝也是角有“乐府”的，只是和周朝一样，其名称与秦、汉不相同而已。 而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设置有“乐府”的战国时期之秦国，其音乐之始，主要是受殷商之“西音”影响所致。对此，《吕氏春秋》卷六《音初》亦有记载： 周昭王新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王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于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振甲徒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14](P68) 这条材料表明，周昭王时期的辛馀靡，因“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有功，而被“赏之为长公”(高诱注语)，并因继殷商之“西音”而“以处西山”，最终则导致了“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的出现。由是而观，可知“秦音”的产生，与诞生于殷商时期的“西音”是颇具关联的。秦缪公即秦穆公，在位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其之“始作为秦音”之“秦音”，当为“瞽宗”所负责的一种主要音乐品类。由“瞽宗”而“大司乐”，再由“大司乐”而“乐府”，这就是商周“乐府”与秦“乐府”发展、演变的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