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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府诗源于先秦的被认定 上述考察表明，“乐府”的设置，在由商、周而秦、汉的历史进程中，其名称、规格等虽然发生了较大之变化，但负责管理和创制乐舞、乐歌等与音乐相关的职能，却始终没有变化。如此，则乐府诗诞生于殷商时期，也就可以论断。即是说，“乐府”在殷商时期的始置表明，文学史上的乐府诗亦乃肇始于这一时期。正因此，后人在论及乐府诗的发生、发展时，即大都将其源头追溯于殷商之际，而并非是停留于“乃立乐府”的汉武帝时期的。虽然，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乃有“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云云，但其开首的一段文字，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先秦有乐府诗的这一文学史事实。其云：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阙，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吧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奴，讴吟土风，诗官采诗，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乎兴废，精之至也。[15](P152) 其中所言，即为先秦诗与乐互为关联的历史真实，尤其是“诗官采诗，乐盲被律”八字，更是将乐府诗在当时的“制作”之况进行了勾勒，极具文献学价值。而由此又可知，先秦时期的采诗制度，是与当时的音乐密切相关的。 而较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第七》之所言，更为确切者，则为元稹的《乐府古题序》一文。元《序》云： 《诗》迄于周，《离骚》迄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节器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另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而编纂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馀《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刘补阙云：乐府肇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犊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者，皆不于汉魏以后始，亦甚明矣。[16](P4604-4605) 在这篇《序》文中，元稹分别论及了乐府诗的三个问题：一是溯乐府诗之源；二是论乐府与音乐的关系；三是对“乐府肇于汉魏”说的辨驳。其中，第一、第二两个问题，即是对乐府诗源于先秦的认定。在元稹看来，乐府诗不仅源于上古时期的《诗经》时代，而且“由操而下八名”，即“操、引、谣、讴、歌、曲、词、调”，乃属于真正的乐府诗；“由诗而下”的“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等“十七名”，虽有歌、诗之分，但也有将其“尽编为《乐录》”者。正因此，其即以确凿的材料，对“刘补阙”(刘猛)的“乐府肇于汉魏”说进行了辨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乐府肇于汉魏”说的辨驳中，元稹所举例证，乃皆为商、周时期之逸诗。而据拙著《商周逸诗辑考》可知，无论是“仲尼(孔子)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抑或“齐犊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者”，其作为商、周逸诗，在当时是皆被配乐以歌的，所以，其乃皆为“前乐府”之属③。又，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并序》，也涉及到了“前乐府”的存在问题。其云： 乐府，盖古对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乐氏入之于埙篪……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故《周礼》太师之职，掌教六诗，小师之职，掌讽诵诗。由是观之，乐府之道大矣。[17](P7018) 《序》文明确指出：“乐府，盖古对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即认为古代那些能藉之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的“天下之诗”，都属于乐府。因而认为，上古时期采诗官所“采天下之诗”，《周礼》所载太师“掌教六诗”之“六诗”，小师所“掌讽诵诗”之“讽诵诗”，不仅皆为乐府之属，而且还成为“乐府之道大矣”的直接证据。元稹与皮日休，一为中唐诗人，一为晚唐诗人，但其各自于《序》文中之所言，表明乐府诗确实是不“肇于汉魏”的。 而应指出的是，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于“乐府肇于汉魏”说的辨驳，还获得了周必大的全力支持。周必大认为：“在虞、舜时，此体(指乐府——引者注)固已萌芽。”周必大是南宋初期著名的诗人与学者，曾亲自校勘过收有“乐府”与“歌行”各20卷的《文苑英华》，即其对乐府诗乃是深有研究的，故其所言，自是可以据信的。其《书谭该乐府后》一文有云： 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为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齐椟沐《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予考之“乃赓载歌”、“熏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18] 在这篇《序》文中，周必大不仅极为赞同元稹乐府诗不“肇于汉魏”的观点，立足于“乃赓载歌”等先秦古歌的角度，对其说进行了材料上的支撑，而且还将乐府诗的肇始期上推到了“虞、舜”之时，也就是先夏时期。 其实，乐府诗肇始于先秦时期最确凿、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郭茂倩所编之《乐府诗集》。在这部百卷本的《乐府诗集》中，郭茂倩所收录的有关“古辞”，即多有属于夏、商、周三代的乐府诗。如卷五十七“琴曲歌辞一”就有16首之多，具体为《神人畅》《思亲操》《南风歌》《襄陵操》《箕子操》《拘幽操》《文王操》《克商操》《伤殷操》《越裳操》《歧山操》《神凤操》《采薇操》《霜履操》《士失志操》《雉朝飞操》④。其他如《薤露》《蒿里》(卷二十七)、《王子乔》(卷二十九)等，亦即皆为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乐府诗，也即“前乐府”。这些先秦乐府诗被收录于《乐府诗集》者，表明在郭茂倩的乐府认识观中，是并不支持“乐府肇于汉魏”说的，也即其与元稹等人的认识是一致的。正因此，李孝光在应元末“文学童万元”之邀为其所刻《乐府诗集》写序时，即于开首如是写道：“太原郭茂倩所辑乐府诗百卷，上采尧舜时歌谣，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汉郊祀，茂倩欲因以为四诗之续耳。……故是曰乐府诗。”其中的“上采尧舜时歌谣”云云，即是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收诗始于“尧舜时歌谣”的一种充分肯定。所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尧舜时歌谣”的事实，即成为了乐府诗不始于汉魏而始于夏、商时期的一个有力例证。而元人左克明《古乐府》卷一、卷七共收录了46首“前乐府”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