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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称万历一朝整体上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之一，可能会遇到较多质疑的话，那么确认万历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盛世之一，则有更充分的理由获得更普遍的认可。 首先，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最为活跃。建安、天宝年间雅文学兴盛，但民间俗文学相对逊色；元代前期俗文学蓬勃兴起，但文人雅文学相对沉寂。万历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上层文人雅文学和下层大众通俗文学同时兴盛并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文学全面繁盛的局面，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少见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明代文化至万历年间已非常成熟。教育相当普及，科举考试制度吸引了广大民众读书应试，以至于原有的科举考试体制已难以容纳。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数达到空前水平，表现之一是“山人”多于牛毛，北京、南京、苏州等文学艺术活动中心的诗社、文社及其他文学聚会异常频繁。④下层民间文学活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通俗文学作品的刊刻与阅读、说话、演剧、民间诗社活动等都异常活跃。 万历年间是文学现象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不同的文学流派、文学主张同时并起，角奇斗艳，互相争胜。以古典诗文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形态仍然声势浩大，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在隆庆末或万历初和万历十四年分别作“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等，标榜复古派的阵容之壮。与此同时，古典诗文内部出现了追求新变的努力，李贽、汤显祖和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相继兴起，戏曲、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也迅速蔓延。这两个方面交织融汇，共同构成新兴文学形态，显示出勃勃生机。新旧两种文学形态发生激烈碰撞，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文学争论。其理论之自觉、态度之激烈、言辞之犀利，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万历年间文学创作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由过去的以文人抒情文学为主，转变为文人抒情文学与大众叙事文学并重的格局。元朝时作为大众叙事文学的戏曲就在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是晚明这种文学格局的先导。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这种格局变得更为完整和稳定。汤显祖等思想敏锐的文人，也曾力图重新恢复古典文学的兴盛景象。在经历失败后，意识到这条路已走不通，转而自觉地从事戏曲小说创作，从而取得杰出成就。⑤有些文人还自觉地将自己的戏曲小说创作活动与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找到了新的依托和发展方向。随着文学总体格局的变化，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艺术形式、语言风格等都发生重大转变。描写的对象由理想转到现实，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扩展到普通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写作原则由唯美主义转向写实主义，语言风格由典雅精致转变为鲜活直白。总体上看，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已开启中国古典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进程。周作人即把晚明文学视为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先声。⑥这一转变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一般都在文体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如建安时期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对五言诗走向成熟的贡献，开元、天宝年间对古体诗特别是歌行体的继承与革新、对五七言律诗走向完善的贡献等。万历年间文体创新也取得巨大成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的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在万历年间才完全成熟。现存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等，起源都很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只有在万历年间经过文学水平较高的文人比较认真的加工写定刊刻后，它们才达到完善，其体例、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才基本定型。在对民间长期流传的种种短篇和长篇小说文本进行整理加工的基础上，当时文人还试图模仿它们，尝试进行相对独立的个人创作。万历二十六年问世的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可能是迄今可知的中国古代最早基本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虽然它在故事情节、叙述方式等方面，还明显存在着对已有小说的依赖和模仿，显得相当幼稚，但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由世代累积型创作模式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模式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罗懋登敢于尝试和探索的勇气值得肯定。在短篇小说方面，《三言》、《二拍》特别是后者中的作品，作家个人创作的成分已占较大比例，艺术技巧则相对更为完善，表明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短篇小说的艺术在晚明已臻成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明代传奇、小品文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也在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文学理论的探讨也取得重大突破。复古派作家如王世贞、王世懋、胡应麟等力图恢复古典诗文兴盛景象的努力虽然归于失败，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文特别是诗歌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典诗文特别是诗歌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艺苑卮言》、《艺圃撷余》、《诗薮》等著作为构建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李贽提出“童心说”，袁宏道提出“性灵说”，强调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的价值和地位，突破了追求情与理、意与象完美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金圣叹，他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万历朝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才12岁，他的代表作贯华堂刊《水浒传》评点本第三序署“崇祯十四年(1641)”，其文学活动已在万历朝之后，但从思想源流、文学评点手法等方面看，他无疑是万历朝李贽等掀起的文学思潮的殿军，他的文学思想是万历朝文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所结出的硕果。在很少有现存学术资源可以倚傍的情况下，他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学说、史传文学、古文理论、诗歌理论、绘画理论、八股文理论等中采撷学术资源，凭着他的天才的领悟力、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基本构建了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文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他基于众生平等的观念而提出的“忠恕”“格物”“因缘生法”等说法，解决了叙事文学中虚构何以可能、何以可信这个关键问题，奠定了叙述文学、虚构文学理论的基石。⑦他关于人物性格、小说结构、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等方面的见解，也都富于创见。以金圣叹小说理论为代表的晚明叙事文学理论的创立，标志着在晚明时期，在整个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也开始由古典文学理论形态向近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转型。 万历年间，文学的传播活动非常活跃，文学作品的刊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程度。出现了主要专门编刊文学书籍的书坊主，如著名的金陵世德堂、金陵周氏大业堂、余象斗三台馆、余氏双峰堂、毛氏汲古阁等。编著者、书坊主刊书售书的商品意识、著作权意识等都开始形成。小说、戏曲的一些经典作品不断被刊刻，其他文学类书籍的编选、刊刻也非常活跃。很多具有较高文学水平和知名度的文人，也开始投入编书、刻书、卖书的行业，使文学书籍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的编著和刊刻的水平迅速提高。最著名的自然是冯梦龙、凌濛初等人从万历末到崇祯年间对民歌、小说、戏曲作品的收集、整理、加工、创作和刊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乌程(今浙江湖州)闵氏刊刻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以后发展至三色、四色、五色套印，与其姻亲凌(濛初)氏共刊刻了一百多种书，包括许多通俗文学作品，使此前久已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的套印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并产生广泛影响。因为教育更为普及，民众文化程度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人们用于精神娱乐的费用增加，加上出版业、演艺业的繁荣，文学艺术的受众大大增加，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都成为文学的消费者。根据现代传播学的观念，作品只有经过传播，才能产生作用，因此文学传播对文学具有重大意义。 总而言之，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文学现象空前丰富，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王世贞、汤显祖、袁宏道)、文学理论家(李贽、金圣叹)、作品(《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作品、《临川四梦》等戏曲作品，公安派、竟陵派的诗歌与小品文等)，在文体和文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在文学总体形态的演进方面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毫无疑问，万历年间首先是明代文学的盛世，是整个明代文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同时也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