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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花女》杂剧是对男权社会的反动 《曲海总目提要》卷四谓元杂剧《桃花女》：“事本说家所载解禳神煞之法，至今世俗婚娶，犹多用之，谓之桃花女所传。”(16)这种把婚礼、婚俗的产生归结于戏剧人物桃花女的说法，不仅在逻辑上本末倒置，而且忽视了汉族及少数民族传统婚礼、婚俗的本来功能之一是强调父权——夫权的神圣与合理，由此便忽略了《桃花女》杂剧的核心价值。 婚姻、婚俗、婚礼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母系氏族解体、父系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民人“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吕氏春秋》语)。既无夫妻之别，也就无需结婚，也无需结婚仪式以及相关的婚俗。当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被认识之后，当父亲的角色被认定之后，民人知其母亦知其父，父系制便逐渐应运而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7)我国古代婚姻史的事实，充分印证了恩格斯这一著名论断的正确性。 我们知道，就古代汉族而言，婚礼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强化父权——夫权统治的神圣与合理。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班固不但将婚姻的发明归之于圣人伏羲，而且强调了“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乃“法地顺天”，天然合理；“三纲”、“五常”，纲举目张，亘古不变。他在“嫁娶”一节中提出：“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妇……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既然结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后代，那么妻子就是为丈夫生孩子的工具。班固还引用了《仪礼·士婚礼》中父母在女儿临出嫁前的告诫之词，强调“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倡导妇女“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并解释说：“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18)。《礼记·婚义》全面论述士婚礼的意义，其中对新妇出嫁后如何“成妇顺”的礼节描述颇详： 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厥明，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以著代也。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19) 班昭在《女诫》中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诫全天下所有的女性以服从丈夫为天经地义：“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20)清人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以先秦文献为依据，依次叙述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等不同阶层的婚姻与婚礼形态，其中“士”这个阶层的婚姻和婚礼状况由于《仪礼·士婚礼》的记载尤为详备。从《士婚礼》中不难看出，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整套文质彬彬的繁文缛节背后，强调了女方对男方的无条件顺从。例如在婚礼上，新娘的父亲在送女出嫁时要反复叮嘱她：“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她的母亲也要叮嘱她：“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当她甫到男家，便有一位打着黑色发髻、身穿黑衣、因没有生育而被“出”(赶回娘家)的乳母充当“家庭教师”，在其身旁教以“妇道”(“姆?{笄，宵衣在其右”)。唐贾公彦【疏】引《孔子家语》进一步解释：“妇人有七出：不顺父母出，淫辟出，无子出，不事姑舅出，恶疾出，多舌出，盗窃出。”(21)由此可知，“七出”之中唯有“无子”与“恶疾”属于生理原因，其余都是“妇德”问?题。因此，妇女一旦嫁到夫家，便要处处小心谨慎，终日过着战战兢兢、噤若寒蝉的生活，以防止被“出”的厄运。而这一厄运，从婚礼上便得到警告。 汉代以后乃至宋元明清，传统汉族婚礼在形式与内涵上大体没有变化。不仅如此，中古以后，女人是“祸水”、“邪恶之源”的观念甚嚣尘上，因此，在婚礼上为新娘驱邪、冲煞的象征性仪式也多了起来。而《桃花女》杂剧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邪恶的来源归之于男性的代表周公，而桃花女却是善良无辜的受害者。于是男权社会婚礼婚俗中有关“驱邪”、“避煞”的象征性仪式得到了全新的解释。 《桃花女》杂剧中描述了一系列的婚礼与婚俗，例如新娘戴花冠、执筛子、戴盖头、车倒行、踏净席、跨马鞍、以镜照面、撒谷豆、撒铜钱、射三箭等等。限于篇幅，本文首先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撒谷豆”和“射三箭”进行对照分析。先看“撒谷豆”习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条载： 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菓、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22)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条的记载是： 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克择官执花J2XC23.jpg，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23)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的记载更详细一些： 撒豆谷，汉世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门故也。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损尊长及无子。奉以谓不然，妇将至门，但以谷豆与草禳之，则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来，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门阃内，下车则撒谷豆。既至，蹙草于侧而入。今以为故事也。(24) 这里将“撒谷豆”仪式的发明权归于西汉儒生京房、翼奉，未免牵强。但与《梦华录》等相互参证，谓“撒谷豆”仪式为的是“避煞”，应当是不错的。初唐民间诗人王梵志在《身体骨崖崖》诗中写一个骨瘦如柴、满脸皱纹的老人娶了一位“少年妻”，诗的最后两句说：“忽逢三煞头，一棒即了手。”(25)看来新人是被一棒打死了，但死的是新娘还是新郎有待考证。根据上引《事物纪原》的记载，“三煞”指的是“青羊、乌鸡、青牛之神。凡是三者在门，新人不得入”。也就是说，“三煞”之所以造成恶果是因为受到新娘入门的冲撞，而它们攻击的对象却并不是新娘本身，而是会使娶媳妇的夫家“损尊长及无子”，所以“撒豆谷”无须新娘出面实施，而是夫家早就准备好了的。上述三条宋代文献都可证“撒豆谷”者是夫家。但《桃花女》杂剧却是这样描写的： (周公云)等我再算一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我如今请他入这墙院子来，却是鬼金羊昴日鸡当值。这两个神祇巡绰，若见了新人呵，鸡儿啄也啄杀他，羊角儿触也触杀他，必然板僵身死也。(下)(彭大做掩泪科，云)儿嚛，这一番可送了孩儿的性命也!媒婆，请新人入墙院子来。(媒婆做请科)(正旦云)且慢者。这早晚正值鬼金羊昴日鸡两个神祇巡绰，我入这墙院子去，必受其祸。石小大哥，取一面镜子来，与我照面，再取那碎草米谷和这染成的五色铜钱，等我行一步，与我撒一步者。 在这里，“撒豆谷”者是新娘桃花女，而她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被娶亲的男方(周公)算计而至于“板僵身死”。 再看婚礼中的“射三箭”仪式。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九记“满洲嫁娶礼仪”云：“新妇既至，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26)又徐珂《清稗类钞·满蒙汉八旗婚嫁》亦云：“新妇舆至门，新郎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27)而这样的仪式，即使在满清皇族中也十分盛行。据介绍，末代皇帝溥仪大婚时，皇后婉容被迎到乾清宫。按规定，婉容下轿前，溥仪应向轿门连射三箭。但溥仪心情不好，就临时传谕说：“不射了!”这项仪式才被免掉。而他的弟弟溥杰完婚时，喜轿落地，六婶母便将弓箭递到溥杰手中，叫他向挂着帘子的轿门连射三箭。溥杰不知射箭奥妙，竟要假戏真做，弯弓搭箭朝轿门射去。六婶母连忙阻止说：“别忙，别忙，箭朝轿底，不要伤着新人!”(28) 这种婚俗何时形成已难确考。按射术是上古男子“六艺”之一。《礼记·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又《射义》云：“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29)两处所说均与生子之礼有关，可见射术象征着男子天生的阳刚之气。 据上引《清稗类钞》，满族婚仪中射三箭仪式的目的是为新娘驱煞。马之骕《中国的婚俗》也说：“这种习俗当地人说是要煞煞新娘的雌威。”(30)因而，施射者必是新郎，而被射者理应是新娘。但在元杂剧《桃花女》中，这一位置完全被颠倒过来了： (媒婆云)请新人入第三重门去。(做扶科)(正旦云)且慢者。这第三重门恰是丧门吊客当值，这神煞是犯他不得的。石小大哥，取那弓箭来，等我入第三重门时，与我射三箭者。(石留住云)理会的。(彭大云)弓箭也备的有，倒好做个货郎担儿。(正旦唱)【普天乐】我这里说真实，言端的，今日是犯着丧门吊客，我早把弓箭忙射。弓拽开似明月弯，箭发去似流星坠。(石留住云)关上门者，等我射箭。一箭，两箭，三箭。(正旦唱)我这里笑吟吟挪身来宅内，周公也，可不教我直挺挺板死在门闱，羞杀你晓三才的孔明，知六壬的鬼谷，画八卦的伏羲。 按照白文的叙述，应当是石留住在桃花女的指使下射箭的，而从曲文看，开弓射箭的正是桃花女自己。无论如何，桃花女都不是被射的对象，她身上并没有携带什么鬼魅恶煞。恰恰相反，“丧门吊客”是受了周公的算计，才在婚仪上挡道的。【普天乐】一曲，桃花女不仅以胜利者的口吻奚落了周公，而且连孔明、鬼谷、伏羲也都连带嘲弄了一番。难怪周公不得不数次叹服：“这妮子好强也!” 除了“撒谷豆”和“射三箭”之外，剧中所有的避煞行为都由桃花女实施。正像她在独白中所说：“我想周公好狠也，他今日那里是娶媳妇，无过怪我破了他的法，要择此凶神恶煞的时日，来害我性命。只是你的阴阳怎么出得我这手里，我一桩桩早已预备下了。” 《桃花女》杂剧是对男权社会的反动，还可以在当代汉族及少数民族婚俗中得到证实。任骋《中国民间禁忌》一书详叙了民间婚姻禁忌，(31)邢莉主编的《中国女性民俗文化》也举出若干少数民族在娶妻时“驱邪”的仪式。例如傈僳族婚礼，新娘及其亲友抵男方家门口，“有小伙子一涌而出，向女方送亲人投掷木块，谓之‘打鬼’。送亲人急忙分辩：‘我们没有鬼，有鬼也打跑了。’‘打鬼’仪式以女方送亲人求饶而告结束。”该书认为：此类仪式“多数是父权制时代残存习俗，反映了男女角色错位的社会文化心理。”(32)而《桃花女》杂剧早在元代就公然与父权制时代的主流婚俗唱反调，这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珍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