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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和意义 在张华等太康诗人的言情倾向和以陆机为代表的西晋“非政教”的主流诗风中，傅玄在诗中关注和弘扬道德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魏晋以前的女性诗普遍专注于女性的情感，也偶有诗人关注女性道德，但是没有傅玄这么集中而多量，因此就无法形成一种新的倾向。尤其没有傅玄这种有意而为的明显的匡扶时风、为政教服务目的和追求，《诗经·关雎》的所谓“后妃之德”只是后人的解读，而我们不知道当时作者有没有如傅玄这么明确的目的；而且《诗经》、汉乐府和中唐的新乐府等是“美刺”并举甚至偏于“讽喻劝诫”之刺的，傅玄之作却偏于“美”，树立了儒家道德标准的楷模，如罗敷就是贞节的、懂得尊卑有序、言辞得当、言行举止态度都合乎礼仪道德的理想形象，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就指出了诗歌的一种描写的方向，也丰富了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内涵。 傅玄在叙事结束后议论的表现方式，对以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中唐白居易和近代的革命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力求通俗晓畅而使老妪能解，“其辞质而径”是为了使“见之者易谕也”而更好地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白居易的讽喻诗末尾点题与傅玄的议论一致：如《轻肥》和《歌舞》在叙写了权贵们的豪奢和达官贵人的糜烂生活后，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和“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冷峻的议论作结；《红线毯》诗末以大声斥责宣州太守为议论；《新丰折臂翁》结尾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买花》最后也以田舍翁的叹息与贵族们的千金一掷买花对比等等，都达到了突出主题的作用。近现代诗人丘逢甲、黄遵宪、陈天华和梁启超等都有这种纯粹为宣传某种观念的作品，梁启超还提出了“政治小说”的观念。这种“卒章显志”表现手法有利于宣传自己观点，更好地揭露丑恶或者歌颂理想，达到教化民众、宣传革命的目的。 就像一个硬币有两面，如果这种手法使用不当，可能会使诗歌过于尽露而不含蓄蕴藉，没有余韵；有的作品，因为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明显地令人觉得真情实感不足，说教意味偏浓。为了达到“卒章显其志”的目的而在结尾以议论点明主旨，也时有画蛇添足之嫌，甚至不免令人有语言太过激切和直白，结果有语尽思穷之叹，有失诗歌的蕴藉含蓄之美。如唐代白居易的某些讽喻诗，宋代的某些理趣诗，近现代的某些政治抒情诗等。如果作者政治教化的功利色彩太浓，就会相应地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使女性形象成为某种道德观的图解，而有概念化、单一化的倾向，如《陌上桑》中机智美丽的罗敷形象在《艳歌行》中变得苍白道学[9]，使“思想大于形象”。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就有很多这种理念化的扁平的女性形象，最典型的如元代高明《琵琶记》的牛小姐、(清)随缘下士的《林兰香》中的燕梦卿等。如果过分功利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宣扬封建忠孝节义，为名教张目的目的，也会使文学作品变成了道德教科书，只有当今的历史价值而缺乏永恒的审美价值。当然傅玄的某些思妇诗能细腻地摹写女性的心理并赞扬其坚贞的品德，如《车遥遥篇》《苦相篇》《短歌行》等，有些诗音节激扬、古质健劲，虽然宣扬封建道德而令人荡气回肠，如《苦相篇》《秦女休行》等极具艺术感染力，这恐怕还与作者缘于身世而真诚地同情女性的不幸、赞扬女性的才德有关。她们与《红楼梦》中的李纨、薛宝钗和袭人以及《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夫人、《野叟曝言》的水夫人等“理想”的贤女、贤妻形象一样，成为兼具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圆形人物形象。这也从反面印证作者应该出之以情而不是出之以理念而创作，应灌注真情、融入经历实感来创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裨补时缺”施行教化而将诗歌作为理念的解说词。 总之，傅玄的女性题材诗有明显的推崇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这既与其身世经历、婚姻状况和个人性格思想有关，也是受当时世风士风影响和对《诗经》以来泛德论的继承的必然结果。他主要是通过改造人物、直接下定义或改动关键词、增加议论或者评论、选择增删材料和恢复、改造乐府古辞来实现的，目的是使读者明白晓谕而直接接受其伦理教化。傅玄的这种倾向及其手法对后世有一定意义，并产生了积极消极的双重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