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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赵壹的生年与卒年 江文二认为“赵壹约生于汉桓帝元嘉三年(153)，熹平元年上计时还很年轻，年约20岁”。我原来因《广舆记》一书成书时间迟，其材料来源尚不确定(17)，因而对其所载长安世室宗连长妻以季女一点，考虑较少，而考虑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论断的因素太多，而认为其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2)前后，卒于汉灵帝中平年(189)前后。这个推断可能稍早了一点，但江文二的推断，似乎过迟。 江文二对赵壹生年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的： 一是“上计吏年龄”。《东汉会要》言东汉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18)，举出一些名人当初曾为郡县吏的例子，其他文献中也确有些十七八岁甚至更小即为郡县小吏的例子，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上计吏也一定都很年轻。江文二所举年纪轻轻而得任郡督邮、功曹之例，其实也都是特殊情形，所以史书中写下了其年龄。其中有的也同家世或“人脉”有关。崔瑗为东汉世家之子，为什么“年四十余，始为郡吏”(《后汉书·崔瑗传》)呢?其本传中明言“家贫”，故一般作为“初为郡吏”(如《后汉书·吴良传》)，或说明职务作“初为郡督邮”(如《后汉书·苏祎传》叙苏谦)，“初仕郡功曹”(如《后汉书·周章传》)。戴宏“年二十二，为郡督邮”(《后汉书·吴祐传》引《济北先贤传》)，《后汉书·吴祐传》中已言，吴祐为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19)。可以看出这当中的特殊性。史弼二十为郡功曹，而《史弼传》中也明言“父敞，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郡守”(20)。所以，江文二认为“郡吏自十七八岁始至二十余岁为恰当其时”，恐难一概而论。同时，郡吏也有不同层次。至于史书中言及少为郡县吏者，本来是一些小吏类似打杂，给主吏作一些抄写、跑腿的事，也算不了什么。 江文二言：“对于上计吏年龄的判断完全可以比照郡吏年龄进行。”究竟是否确当，还难说，其所举三个例证就具有上面所说的特殊性。第一，应奉，“少为上计吏”，而《应奉传》中明言其“曾祖父顺，字华仲，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生十子，皆有才学。中子叠，江夏太守。叠子彬，武陵太守。彬生奉”(21)。第二，度尚，文中言“为上计吏年龄约在三十以内”，又言“参前注”，但前注中未见有关说明。查本传亦未言及举上计时年龄，只是说“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22)。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后赐爵关内侯，进封高乡侯，上蔽国君而下凌公卿，则让度尚为上计吏，只要打个招呼下面就会赶着办。第三，公孙瓒，其本传云：“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23)则不仅有家世的原因，还有岳丈的因素在内。而且后面两人举上计吏的年龄至少都在三十上下。 二是“羊陟‘大奇之’之适应年龄”。江文二举了史书所言一些文士少通经书的例子，于所论问题关系不太大，可以不论。此外，举仕进功业一类例，也多属偶然或有家族背景。第一，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显名太学”，才有“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24)的事。第二，袁绍，本为世胄，不用多说。第三，邓禹，在游学长安之时与未来的东汉开国君主刘秀相遇，“遂相亲附”(25)。及刘秀起兵安集河北，邓禹“杖策北渡，追及于邺”(26)，其居于再高职位，也没有人敢说一句闲话。附带言及的前汉董贤是汉哀帝男宠，“常与上卧起”(《汉书·董贤传》)，哀帝因之断袖的典故传于后世，其二十二岁为大司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是特例。第四，孙策，策继其父孙坚而守东吴，此类事代代有之，仅数岁即立为帝的也不鲜见，难以为例。第五，诸葛亮，江文二言“赤壁之战时年仅二十八”。然而刘备之三顾茅庐，并非因为听到诸葛亮有多大学问，实因其为世家，富且豪，与四世三公之袁术及割荆襄的刘表相表里。上世纪四十年代林冠一先生即有文论之甚详(27)；大体在一两个月前看到报上又有人写文章论此。刘备“三顾茅庐”背后的原因，实与小说家所说并不一致。 另外，江文二还举出一些年轻而以学问才华被人“奇之”的例子。这恐怕是在位者欲举荐才俊都会有的表现。江文二言：“赵壹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丰采，亦非年轻、貌伟、才俊得全不足以如此动人。”我以为本传中那两句话应主要说其气质谈吐，与年龄无关。本传言其“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28)。根据赵壹生平看，其“美须豪眉”应是说赵壹上计京师时的容颜特征，而不是言其退居乡里时的容貌特征，须不长何能美?年不长须何能长?似其上计京师时，年纪也不是很轻。 三是“宗连长‘妻以季女之适应年龄’”。这一条确实是应该予以考虑的。但赵壹在被举为上计吏之前已有过不少社会经历，如本传所言：“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29)特别说到“后屡抵罪”，非止一次，也不像是一个二十来岁人的经历。又其《报皇甫规书》中言其“关节疢动，膝炙坏溃”(30)，也同二十来岁青年的身体状况不相符。其《刺世疾邪赋》中“秦客”显然有自喻的意思。秦客之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31)这无论如何不像一个二十来岁人的口气。所以，我以为是赵壹因屡遭困顿而无妻室或妻室已亡，虽然《周礼·地官·媒氏》中言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32)，不过是正常婚嫁时间的下限，但赵壹过完婚年龄而娶宗连长之季女，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也有可能。 故我以为江文二言“上计时很年轻，年约20岁”，“约在20上下”，从而定其生年在永建五年(130)，又言其卒年应于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之后以求之，似过迟。 平心而论，江波同志的两篇论文都是下了功夫的，虽然从文献运用的角度说，也有欠严谨处(如前一文并注提到《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的作者共六次，五次作“褚以登”，一次作“褚氏”；其书名，三次作《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一次作《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一次作《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较为随意)。但全面检索有关材料，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也是很细致的。而且，这两文都是很认真的学术讨论，故作如上答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