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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与“形象”思维的庄禅深趣 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表现为“庄禅一脉”和“诗禅一体”之双重阐释传统的历史整合。未有禅宗，已有禅机。学界早有“庄禅漫述”，其所阐发的道理启示我们，一切外来物的“中国化”，无不基于先前固有的“中国性”。有鉴于此，当我们讨论生动体现中华文化诗性精神的诗禅阐释传统时，有必要指出，诗禅阐释学的要领之一，恰在于指出“诗禅”旨趣的内在规定来自于“庄禅一脉”的思想驱动，而其中最关乎诗学诗艺者，莫过于“意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美学融通。须知，禅意的直觉顿悟，有着源自庄子“目击而道存”的精神基因，归根结底还是自由出入于理性思维的思想意态在起作用。逻辑理性的对应面是直觉感性，缘此，或寄寓理趣于直觉形象，或融化思理于感性形象，无论如何，中国诗学固有的“意象”思维，实质上具有“形象”思维的特质。 国人曾围绕“形象思维”问题展开过极其热烈的讨论，“形象思维”曾被确认为文学艺术的第一原理。而今看来，仅仅指出“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确认中国文学艺术的民族特性，需要进一步阐释中国文学艺术究竟是“怎样的形象思维”。无论是基于“立象以尽意”的易学原理，还是依据《文心雕龙》“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理论，抑或参悟司空图“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诗意美论，确认“意象”为中国诗性美学之核心范畴，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但问题在于，中国文学艺术在其艺术思维中所凸显出来的文化特性，又确非“意象”一语所能阐明。如刘勰在“窥意象而运斤”之外又有“窥情风景之上”的精彩言说，正是这一点，不仅与当时钟嵘《诗品》用以概括诗美新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相契合，而且与当时山水绘画美学理论家宗炳“圣人以神法道”和“山水以形媚道”的二元统一论相契合，它们共同体现出直觉形象与精神抽象相互生成的艺术哲学观，共同强调感性的形象刻画与理性的真知体悟的会通境界。 只要尊重历史，自然就会发现，“立象以尽意”的易哲学观，“以形写神”乃至于“以形媚道”的绘画美学论，以及包含“造形”要素在内的诗歌审美理想，整体上凸显出“意中之象”生成为“形象之象”的思理轨迹。唯其如此，提炼中国美学精神为“美在意象”者，只能说是“近似”而未能做到“传神”。真正“传神”的美学概括，应该是“意象的形象化”，或曰“意象”、“形象”的二元组合论。 明乎此，严羽“以禅喻诗”之所谓 “透彻之悟”，便可以理解为哲思与美感两种境界的彻底贯通。被后人誉为“字字入禅”的王维诗意，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歌“诗中有画”的典型代表，“诗禅一体”与“诗画交融”的融通，恰恰意味着“不立文字”而“目击道存”。实际上，正是在与视觉造形艺术的审美重合过程中，中国诗学的理想境界被赋予语言艺术的“透明性”，此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这句话的另一半，则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今天的我们，在生态美学的人文语境下重温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体悟其几乎“字字入禅”的“深趣”指向，除了忘情山水之间的心物合一，别忘了还有“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的“意象”、“形象”复合美，请留神倾听，这是世间气息与方外气象的神秘交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