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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作为文学表达最重要的形式，其艺术精髓在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华文化的诗性精神，是一个涵涉诸多阐释学课题的宏大命题，需要深刻而精到的论述来作支撑。 出入逻辑理性的玄思意态 通观古今中西的阐释学，中华先哲并不缺乏西学先贤所擅长的逻辑思维能力，中华精英也不缺乏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艺术比翼齐飞的艺术哲学自觉，只不过，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思想者”这一历史主体，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出入逻辑理性的玄同思维的思想意态，深深影响着中国文艺的精神传统。 在中国思想史的起点上，老子就从“原道”哲学之“开山纲领”的高度，提示一切后来的“思想者”，“道”作为人们对“先天地生”之宇宙万物本源的命名，终究是“人”的原创之物，从“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那一刻起，哲思主体就应具有身处“有名”、“无名”以及“有”、“无”之思辩困局而终于又能清醒超脱的特殊智慧。缘乎此，才能获得解会“众妙之门”的“玄之又玄”的思想钥匙。明乎此，《老子》中诸如“正言若反”、“大音希声”的经典命题，《庄子》中诸如“两忘”、“两行”等核心概念，均可有切中肯綮的领会和阐发。 在堪称经典的《庄子》“濠梁之辩”中，庄子貌似“诡辩”的思维方式和思想风格，与其解读为“有意诡辩”，不如理解为“巧妙摆脱”，由此而产生的愉悦快感，并非哲学论辩中一方单独胜出的快感，而是庄子在与惠子的默契合作中所显示出来的自由出入逻辑理性的精神优越感。也因为如此，“庄子送葬，过惠子墓”，才会有 “郢人”、“匠石”的万千感慨，庄子“自夫子死，吾无以为质矣，吾无言之矣”的旷古悲叹，恰恰说明了中华先哲“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的主体精神，而这种来自于二元主体之间的默契的自由，才是叩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关键所在。 要言之，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相生相克，造成了两种不同思维主体之间具有哲学意味的“异质同构”，这就是“玄同”。借用《庄子》“庄周梦蝶”寓言以作喻说，其关键便在结语之所谓“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与蝴蝶之间、梦与觉之间的必然两分，亦老子所谓“两者同出”，亦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所申论之无限无极的二元建构原理，其思理推演和感性想象的空间深远而幽邃。唯其如此，一种悠然于二元建构世界而自在自由的玄思意态，作为深植于中华文化命脉之中的诗性精神基因，历代传承不绝。 今天的我们，恰逢中西文化对话语境中“西方逻辑理性”和“东方辩证法”的碰撞，深入传承中华先哲极具精神智慧的玄思意态，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坚定 “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