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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 一国之叙事 萧惠荣：您让我想起了梁启超说过的话：“立于五大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傅修延：生命的内在冲动在于存续与繁衍，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在这两点上与同类及其他物种竞争，若以存续与繁衍论英雄，地球上最大的赢家当然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中国。但我们不应沾沾自喜，放眼未来发展，我们还要看到形成于农耕时代的中国叙事传统亟待改变。 萧惠荣：此话怎讲？您刚才还在说我们的叙事传统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 傅修延：那是对过去的时代而言，叙事传统应因时而变。近代以来国人频频使用“三千馀年一大变局”这种表述，严格说来，真正称得上“三千馀年一大变局”的，应为最近三四十年间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的转变，这才是三千年来东亚大陆从未发生过的全局性大改变！农业中国与工业中国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无需外求而后者在资源配置上必须全球化。工业化时代的国人不可能继续“宅兹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学会并适应与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打交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如果说前人是因农耕文化原因而不爱讲述异域故事，那么这一叙事传统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中国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但在叙事传统的惯性作用下，迄今为止的故事讲述仍然缺少外部世界的内容。以标志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涉及域外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历届名单中只占其中很小比例，人们更多描绘的还是国门之内的“这边风景”。 萧惠荣：王蒙获茅奖的小说好像就叫《这边风景》。我还想请您把叙事传统亟待变革的理由说得更充分一些。 傅修延：我归纳了三点。一是不变革不利于国民现代素质的养成。全球化已是当前世界的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批视野宏阔、胸怀天下的国民，不可能为其创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一国之民拥有什么样的视野与胸怀，是否对外部世界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浓厚的兴趣，又与国民经常倾听什么样的故事有密切关系。所以梁启超认为叙事的变革可以带来人心与人格的变革：“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句话也可改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叙事”。梁启超此说并非只是耸人听闻，当年法国的启蒙学者就以小说为传播新思想的工具，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二是不变革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使者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在歌颂寻找金羊毛和远征特洛亚的勇士，人们对异国他乡的看法是既充满危险又值得憧憬，因此许多人敢于“走出去”并能在外面“待得住”，利玛窦来中国后甚至向天主发誓永不还乡。相比之下，我们的叙事传统中虽然也有张骞、班超和玄奘这样的人物，但古人总的来说还是视异域为畏途。钱锺书将这种心理追溯到屈原：“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意思是国门之外虽有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现在看来，这种故土难离的心理正在拖住国人奔向远方的后腿，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一方面要摒弃这种心理，另一方面要更多讲述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故事，如此方能造就大批能在海外长期驻守的文化使者，而这正是我们目前对外工作的一项当务之急。三是不变革不利于叙事和文学自身。中国为史官文化先行的叙事大国，记录事件和讲述故事本是我们的强项，但由于人们对国门之外的事情知之不多又兴趣不大，许多发生在外面的中国故事未能得到应有的讲述。我们应尽力弥补这种遗珠之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得到更多响应，还会有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在外面发生，我们不能再把讲述的机会让给他人。 萧惠荣：现在我明白您这段时期为什么组织我们团队学习与叙事传统有关的读物了。但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叙事传统也是传统，传统的力量那么大，我们能把它变得过来？ 傅修延：传统并非固定不变，我们中国人相信事物总在变化之中，叙事传统没有理由不因时而变，《周易·系辞下》的“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说的就是这一道理。不过这里说的变不是针对整个叙事传统，当前所要“祛魅”的只是埋头向内的叙事习惯。中国现在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国人既有的生活模式，国门内外的两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难分彼此的整体，钱锺书归纳的对外排斥心理行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司马迁说“（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如果把他所说的“天运”理解为形势，那么当前中国遭遇的“三千馀年一大变局”便是特大之变，讲好这一变局中的中国故事乃是当代故事讲述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采 访 人：萧惠荣（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讲师）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