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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听感知与中西文化的不同 萧惠荣：但是我注意到您的兴趣转移到了听觉叙事，2013年您的“听觉叙事研究”不是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吗？ 傅修延：转移？这个项目体现的恰恰是我主张的“研究范式的转换”。转换到听觉叙事这种研究范式，为的是从感官倚重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叙事传统的根本特点。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思考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接触到麦克卢汉石破天惊的“中国人是听觉人”之论后，我感到他的猜测与自己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他的“媒介即信息”强调感知媒介或途径对信息接受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通过什么去感知，最终决定感知到什么。在对中西文化做出具体比较之后，我发现相对于“视觉优先”在西方的较早出现，古代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听觉社会的诸多特征。西方文化这方面的特征是“以视为知”，因此我们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大量使用视觉譬喻，中世纪被称为“黑暗世纪”，文艺复兴带来了“曙光”，启蒙运动的“启蒙”一词本身就意味着“照耀”；而中国文化这方面的表现则为“听觉统摄”，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一方面也重视“看”，但更多用“听”来统摄甚至指代包括视觉在内的各种感知，如庄子说耳听只是诸“听”之一，孔子用“耳顺”来表达“闻声知情”的能力，《周礼》《左传》等文献中甚至有听军声而知胜负的记载。 萧惠荣：有道理。我读博士是在北京，老北京过去就说“听戏”而不说“看戏”。 傅修延：不仅如此，古代医家有“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之说，相士也主张“上相听声，中相察色，下相看骨”。至于行政管理，繁体字“廳”告诉我们，凡在“廳”下为官者都要有一副善于聆听的耳朵，所以过去会有“听政”之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中国人的“听”有时不光指耳朵对声音的感知，其他感知也包括在内，过去的功夫高手在开打前相互碰触试力，名为“听”力，这就不是耳听而是用身体去“听”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