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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叙事学的熏陶 萧惠荣：傅老师，您做叙事学快有30年了吧？当初您怎么会选择这个研究对象呢？ 傅修延：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多伦多大学访学，多大比较文学中心的卢波米尔·多罗泽尔（又译道勒齐尔）教授不但在讲课时经常提到“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个词，他还把引人入胜的“可能的世界”理论介绍给我们，因此他的课堂上总是充满了对叙事中诸多可能的热烈讨论。前两天我在上海交大遇到了有“叙事学界常青树”之称的杰拉尔·普林斯，他带给我一坏一好两个消息：坏消息是多罗泽尔已于半年前去世，好消息是去世前他获得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终身成就奖。 萧惠荣：好像诺思罗普?弗莱也在多伦多大学？ 傅修延：没错，多伦多大学的比较文学中心就是他创建的，我在多大听过他讲的“圣经叙事”，他讲课的教室位于以他名字命名的弗莱大楼，大楼进门处立着一尊他本人的半身塑像，我不知道他生前经过自己塑像时是何种心情。弗莱如今已去世多年，我去年下半年重访多伦多大学，发现弗莱大楼门前又多了一尊他老人家坐着读书的雕塑。 萧惠荣：弗莱和叙事学也有关系？ 傅修延：怎么没有？他一度还想把自己的代表作《批评的解剖》命名为《结构主义诗学》呢。事实上这本书确实是西方最早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因为它研究的是西方整个文学系统的结构形式。《批评的解剖》出版10年之后，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才呱呱坠地。 萧惠荣：您开始做叙事学研究时感觉还好吗？ 傅修延：不好。那时国内许多人不知叙事学为何物，我回国后听到过不少讥诮之声，许多人把它当成异端。好在世纪轮替之后，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被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国人心目中逐渐变得与“叙事研究”同义，这门学问才逐渐为人接受。 萧惠荣：叙事学现在可是热得发烫呢。我查过知网上的数据，从2007年7月26日至2017年7月26日，篇名中包含“叙事”一词的学术论文有29,503篇，年均量为2950.3篇；篇名中包含“叙述”一词的学术论文有4529篇，年均量为452.9篇。这还不包括在国外相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从国外发文情况来看，从事叙事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尤为勤奋。此外，与叙事学相关的学位论文每年成批涌现。虽然数量不代表质量，但至少说明叙事学领域的同仁一直在努力。 傅修延：对我们这些做叙事研究的人来说，叙事热固然是件好事，但我也发现目前存在一种不大好的倾向，这就是许多研究仍旧停留于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目前除少数能与西方同行作平等对话的大家外，一些人满足于继续运用别人的观点与方法，等而下之者更是连人家的研究对象也一并拿来──此类用西方叙事理论来研究西方叙事作品的例子多如过江之鲫，我对这种重复性“研究”的学术价值抱有怀疑。 萧惠荣：我有同感。2007年以来跟着您参加过中外文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主办的四次叙事学国际会议，西方所有的知名叙事学家几乎都在会上亮过相。我发现这几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我们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得特别虚心好学——可能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叙事传统研究不够，大多数中国学者在会上扮演的还是聆听者的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