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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七年里，张悦然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一位传授小说鉴赏和创意写作的教师。“偶像光环？完全没有。没有哪个学生是来粉我的。”张悦然说，每次课前她至少要花一个整天备课，直到上课铃响前还在教学楼旁边的咖啡厅里如临大敌地改着课件，比学生还用功。 教师这个职业和身份令张悦然有安身立命之感。首先是使她的生活规律、稳定、平和，其次是从正面补充着她的写作。 “女作家主要是靠感受力在写作，随着年龄增长，感受力在衰退，怎么办呢，就需要更多知识的支撑，可以延迟你感受力的衰退。” 父亲至今没有看过《茧》。张悦然没和他提，但猜测他最终会知道。这些日子里，寄出不少试读本给朋友、前辈和评论家，发快递的活儿都交给了父亲。 在《茧》的后记里，张悦然虚构了一个场景：等快递时，父亲随手翻开一摞试读本最上面的那一本，看到了小说的开头： “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 访谈 认识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 文汇报:你出名较早，有什么事情困扰过你吗？ 张悦然:主要是关于青春写作的这个阶段，有过一些被当作“商业化畅销作家”的误解。2002年到2006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后所谓的“成名了”“出来了”的阶段，也是我的一段密集出版的时间。那个时代，因为“青春文学”受到市场的欢迎，年轻作者都有很多出版的机会，有些出版社拿了稿子稍微校对一下就出版了。也许那是个对于年轻原创作家最好的时代，但不可否认这种繁荣里有商业的推动，也有消费年轻作者的倾向。 现在看来，我那时候的表达也是真诚的、严肃的，有朋友说看了我刚开始的作品，“真是有水晶一样的一颗心”，但是对文学缺乏更专业的认识，作品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还是太草率，不够精细，缺乏规范的帮助。当我通过阅读和学习，以及朋友的意见，了解到更好的文学标准之后，就特别害怕看到那个阶段出版的作品，只有我父母还悄悄帮我攒着，我书架上是一本也没有。 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早期的文学尝试被当成畅销书和商业化作品来运作，但我本人内心真没有任何商业化写作的企图。外界却总会觉得当时我们这批80后作家都在迎合商业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往那个路子去写。因而我们总是被怀疑是不是在进行纯文学的写作，这是过去很多年里面跟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疑问。 文汇报:你们这一批成名于“新概念”的作家里还有哪些还在继续文学写作？你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悦然:以我知道的范围来说，周嘉宁，颜歌，蒋峰，张怡微，霍艳……还在写小说的大概不到10个吧？其实，当时一大批人涌现出来，那个繁荣里面确实也有一种假象，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事业的开始。但我还是很怀念当时的朋友们，也怀念那个阶段，它对我的写作挺重要的。当然，太早进入文学，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清楚，热情和表达欲支撑的东西意义不是很大，但是这个体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群体之间联系不是很密切，平时就是网友，分布在各地，但那还是一种群体，有互相的影响。这代写作者让我看到很多尖锐的，叛逆的，和社会和体制格格不入的东西。 另外，我觉得当时“新概念”那批人，他们具有的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才华，而是综合素质的体现，所以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没有从事文学工作，但在别的领域里也做得非常出色。而留下继续写作的这么几个人，我们的文学起点并不是直线通向我们的文学事业的，前面的路怎么走，其实是没有的，中间有很多曲折。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不过现在，我在那些当年的同伴身上，依然能看到一种锐气和骄傲的气质，这种骄傲不是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追求更新的、有意思的东西。 文汇报:你们好像都经历了一个从青春文学作家到严肃文学作家的转型，你怎么走过这个过程？ 张悦然:在“新概念作家”出名后的第一个转变是我完成大学学业，从新加坡来到北京生活。刚到北京过得很自由，很开心，那阶段出版的作品，比如《水仙已乘鲤鱼去》等，也都算有自己的痕迹，是本色的书写，虽然和现实关系不大，情节也屡屡失真，但里面那种强烈的感情，似乎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看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摆脱那种“我很痛苦，你们要看着我啊”的自恋和自怜，我的小说观念还停留在认为应该要让读者喜欢里面的人物、由此建立起读者和作者之间投射关系的阶段。但很快我就到了二十七八岁，有点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要转变。 我们这代人是早慧的，但是晚熟。“新概念”作家到了19、20岁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好像把这套想法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并没有完成属于自己真正的东西。教育使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也没有有意地去拓宽过。长大这个过程很缓慢。虽然“80后”都三十好几了还在说“长大”，听起来有些矫情。但一个人并不是结婚了生子了就长大了，只有认识父辈，才算是真正长大。《茧》对我来说是长大之前必经的路。 文汇报:你最注重自己的什么能力、品质？ 张悦然:我比较注重的能力，一是坚持和坚定。我的目标确定以后，无论多困难，我还是会坚定地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一种持久的耐心。这是在喧闹的世界里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有一种充分感受和了解别人的热情，换言之就是对人感兴趣，不然写出来的小说会是冷冰冰的。再不同的人，我也会想去了解他。人的性格是各式各样的，千奇百怪，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有的人做出的选择可能会不太利于他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另外我始终追求在写作上作为一个独立人格、一个中性的人格，任何“人生大事”都不能打断我和干扰我。 文汇报:如果未来的岁月里你还能获得一些进步，你希望是什么？ 张悦然:有待于强化的品质是勤奋。我还是勤奋不够，和那些勤奋又认真的人相比差远了。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事物的能力，都比我要好。 文汇报:你还不够勤奋吗？ 张悦然:我是一个很专注的天蝎座，总想专注地做一件事，但我的人生看起来好像总是在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教书、主编杂志……也许因为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总是想得到不同的经验。既然想同时做些别的事，就应该舍弃休息、玩耍的时间，而不是让它们占据写作的时间。在很多被琐事烦扰的日子里，我大概只有每天上午两三个小时能够持续、专注地写作或阅读。这是远远不够的。不过，经过了这么多年，自如地进入写作状态，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困难。只要能安享孤独，什么时候都能坐下来开始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