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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茧》的初稿还是让走走很吃惊。2010年走走责编张悦然的第一个作品是长篇小说《誓鸟》，感觉她“天马行空，语言瑰丽，很会讲故事”，后来是《嫁衣》，再然后是《动物形状的烟火》和《天气预报今晚有雪》这几个聚焦都市男女爱情关系的中短篇，忽然出现了《茧》，截然不同。 “在年轻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张悦然罕见地关注社会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给普通年轻人造成的后遗影响。”走走说，“她很有勇气，也许她在世人面前呈现的是她的短板，而放弃了她原本最擅长的东西；她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也可能得到更多读者，谁都不知道。” 小说到了《收获》主编程永新手里，他一口气看完，决定在最新一期(2016年第2期)发表。程永新说，他相信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父亲的《钉子》 其实，《茧》的故事雏形，在张悦然很小的时候，便已伴随着她。 “这是一个我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故事：文革中，一个医院的头头被揪斗，不久人们发现他种种生理异状，再一检查，居然发现一颗钉子以精妙的手术手法嵌入在他的脑门中。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父亲那时也只有十几岁，事是真事，就发生在他长大的那个医院家属大院。1977年，恢复高考，我父亲考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名为《钉子》的小说，寄到《上海文学》，本来都要发表了，后来说调子太灰，退回来了。但是他念念不忘，从我小时候起，就老听见他在说这个故事，以此说明他也是写过小说的。但我从未真正听进去。” 真正听进去，要等到2009年。那时，张悦然加入了中国作协，是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在出版商眼中，张悦然这个名字依旧具有市场魔力，但她突然放缓了一本接一本出书的步伐，进入到一个“很长时间在别人眼里停滞不前”的阶段。因为工作量的要求，她主动放弃了与北京作协续约。 张悦然老感觉有些事情没想清楚。或许是她在越来越接近30岁的日子里，对自己的定位有些焦虑。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写的东西和我想走的文学道路差得特别特别远。”在她自己的书架上，2001年到2006年之间出版的书一本都没留存，“害怕看到”。 公正地说，张悦然之前的小说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唯美与魔幻，都像空中花园一样悬浮着。现在她想下来，找不到梯子。 父亲讲述的故事就在这时进入了张悦然的视野，给了她立足之地。她开始想象这桩骇人罪案的背后，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作案人真的从来没有被发现吗？假使有知情者，又将如何生活下去？被历史掩盖的真相会折磨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吗？时代更迭如洗，可人性的毒素是否会被清理干净？恶念会不会有一个潜伏期，借由什么契机再次发作？ 一开始，这部小说与张悦然本人毫无关系，她只是贴着经验去写，非常谦卑，非常仔细，不再渴望宏大的叙事。她写到了90年代流行过的服饰，也写到了家族团年宴时夜空中的焰火；她写到了在中俄铁路上奔波的服装商人，也写到了城市贫民把日子过下去的窍门……最终在其中注入了大量的童年经验与时代记忆。 作为故事发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她儿时生活过的山东大学家属院成为了“医科大学校园和宿舍”的原型，小说中的“小白楼”“死人塔”，都是有的。张悦然有个朋友专门跑到山东大学去拍了一个视频，又做了一张地图，贴在朋友圈里。 这其实是张悦然第一次写到山东济南。故乡的印记一直很淡。从小到大，她都生活在大学校园里，20岁不到出国读书。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回来，就留在了北京。 从前，她宁可写南洋背景下带有神话和魔幻色彩、“华丽而残忍”的故事(《誓鸟》)，或者选择一个模糊的、多义也更显得高级的故事发生地。但因为这个“钉子”的故事来源于真事，涉及到很多父辈和祖辈的东西，张悦然很难去想象他们生活在上海、北京或别的什么地方，她不可避免地要把故乡———“熟悉但并不一定写得好的地方”———带入进来。她在2011年春节回了一趟老家，在闲逛家属院未曾改变过的平房、水果摊和已经拆了的旧楼时，获得了《茧》的开头和叙述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