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一个女孩的形象在“死人塔”“小白楼”背景前浮现。为了把故事讲圆，解决这个女孩作为当事人的后代何以知晓了秘密罪案的问题，张悦然娴熟地创造了一只狐狸，作为一个“先知”式的角色，一步步引导女孩发现真相。 但是现在，你在小说里找不到这只狐狸，它消失了。小说写着写着，张悦然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借助非现实的道具。她想到了用两条线来互相补充，用另一个男主人公来代替这只并不真实存在的狐狸。当然困难也随之产生了，两条线要步调一致，分头并进，对技巧和耐心提出很高要求。当她最后终于完全在现实的空间里完成了这个漫长而丰瞻的故事，感觉到自己“换了一支笔，好像从写小楷换成了行书”。 “我最初的写作里有魔幻的成分，有超现实的东西，当然是有意思的，但也体现了我经验和技法的匮乏。我可能是像抓住一根拐杖，或者海上的浮木，但写着写着，我拥有了独立的能力。” 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 张悦然有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文档全都是《茧》的原稿，按《茧2009》、《茧2010》的次序……一直到《茧2016》，有什么新的想法，她就放在文档末尾，写的时候不断拉到后面看，然后添上去。 七年前，她带着这个故事上了路，但她并不清楚最终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故事与她一起经历着20多岁到30出头这段时间的成长和变迁、探索与回溯，“长在了一起”。她想起自己懂事起便发现外婆与常人不太一样，想起母亲很早就试图向她解释，外公外婆是“文革”的受害者，外公曾被批斗得很厉害，外婆的精神由此出现很大问题。写着写着，外婆的样貌悄悄走了进来，成为了小说中的“秦婆婆”。 张悦然意识到，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命运。“钉子”的故事没有被父亲以当年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的样式记录下来，也许就是注定了要被传递给她，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和七年的磨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两个当事人的第三代，年轻的一男一女，像侦探一样去想象和重新叙述沉重的历史，同时展现出他们各自因“缺爱”而造成的性格悲剧。 张悦然写作主题、风格与形式的转折引起了评论界兴趣。评论家项静说：“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中，张悦然可能是最早隆重地碰触这个主题的”，“甚至已经堵死了一部分人再次涉猎这个主题的方式”。评论家李壮认为《茧》成功地构造了一种“内在化的历史”———“国史、家史与个体精神史的血肉，在这部作品中真正生长到了一起”。 “我并不是主动去接过了历史的重量。”张悦然平和地说，“而是你无论承认或不承认，看见或假装看不见，它们就在那儿，你每天都要面对，和它们打交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和你的父母，你们带着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如何相处？而我又很好奇，父母这代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是因何、如何形成的。” 那些岑寂的后半夜，张悦然坐在电脑前，通读这经年累月攒下的文字，感觉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感情上的庞然巨物———不仅仅因为小说本身涉及到近百年来三个家族三代人，更是因为，这部小说像间储藏室一样忠实地收藏了迄今为止她写作生涯中几乎所有的尝试、努力和变化等诸多痕迹；又像一片白茫茫的雪地，留下了或明或暗、星罗棋布、只有她自己才看得到的脚印，还带着体温。 结尾就在一遍遍修改中到来了。 “程恭回过身来，硬币已经被新落的雪覆盖，看不见了。他和李佳栖站在那里，听着远处的声音。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狗的叫声，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个早晨开始的声音。程恭闻到了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等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盛出锅，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 张悦然给了和自己同龄的两个主人公以一枚硬币那么小、那么轻，但是像食物一样实在的希望，把生活的选择权交到了他们手上。这是她以前的作品中很少见到的。“我们在青春文学时期的写作都比较黑暗，比较尖锐，结尾里都不留那么多可能性。”她说。 一些评论家指出《茧》依然带有青春文学的标志性风格：“罪与罚，偏执，无力感以及那种像铅笔一样尖的词语，时时准备给人致命一击，冷酷的语气”，等等。张悦然说，现在的她已经积极多了，已不再“有特别强的自我，自恋和自怜”———这是她概括的曾经的自己。 延迟感受力的衰退 在这七年里，张悦然曾经和同为写作者的两三好友谈起过这篇小说。可她发现“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故事，说着说着很没意思，还是回去写吧”。她一边写一边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东西在不断地与故事产生新的关联，就像包裹着“钉子”的茧结了厚厚的好多层，永远也结束不了。为了转移压力，她主动谋求了一些社会性的事务，比如担任了文艺杂志《鲤》的主编，再写一些随笔，一些中短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