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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别为表述的写作意义 高兴：前面的话题实际上都是超越文学的，让我们稍稍回到文学本身。现在有一些作家对所谓的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像捷克现已定居巴黎、已经把自己塑造成法国作家的米兰·昆德拉，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实际上都充满了不忠，时时刻刻想着背叛，也就是说，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负面的印象。而捷克另一位作家伊凡·克里玛笔下的女性人物，却特别温柔、美好，充满了理解心和对话的可能性。这两个作家我都接触过，问昆德拉怎么看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他说文学不应该存在性别，我们只是具体地看每一部作品。而克里玛恰恰相反，他说自己笔下的女性人物之所以那么美好，是因为他热爱女性。有一次在他家里，趁着他夫人到洗手间的刹那，他凑过来以男人的方式对我悄悄地说：“我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是我拥有过好几个优秀的女性。”他还说，和女人你什么都可以谈，和男人除了喝喝啤酒，除了谈谈足球，你还能聊什么？可见不同的男性作家对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姿态。我想问问戴老师，是否认为有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这种性别特色的文学存在呢？ 戴锦华：对这个问题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认为所有加前缀称谓的都带有某种歧视性：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这意味着他们是某种弱势群体。似乎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更宽容的标准，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衡量他们。事实上，就女作家而言，古往今来，有太多的女人是她们自己时代最优秀的作家，无需前缀。我自己也一向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双重标准。这算是我的文学艺术立场吧。但换一个角度，我也始终赞成女性文学的命名。感谢你举了米兰·昆德拉的例子，他也是我喜爱的作家——因为他的睿智和幽默。但是我一向不喜欢昆德拉塑造的女性角色。 我不喜欢的原因不在于你所说的“不忠”，而是一种高明的定型化。事实上，我自己认为昆德拉笔下有两种女性形象，一种是所谓的“不忠”——自由、狂放与男人一般地“猎艳”。而另一种是“永恒的母亲”——忠诚的女性。而昆德拉笔下的男主角，我称之为“忠实的登徒子”，这类男人通常处处艳遇，但是他心中的爱只属于一个女人——那个忠贞的母性的女人；在他的艳遇中，他是猎人，也是猎物。 这也正是我认为需要女性文学的原因。为什么说她们笔下的她们和他们笔下的她们有很大的不同？原因在于，只有在女性笔下我们才会遇到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繁复而真实的女性。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男作家——即使是才华横溢的旷世奇才的笔下，能读到的女性类型也极为有限。有位日本的文学理论家做了一个最宽泛的分类，认为古往今来文学历史上有十五种类型的女性形象。电影理论概括得比较简单，仅五种而已：大地母亲、贞女、荡妇、女巫（不可思议的歇斯底里的女人）、女童也可以说是祭品。男性所写的女性很容易归到这几种原型当中去。 但是，当我们读女作家的作品时，即便是那些按照某种规范去书写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们仍然看到很多溢出，看到很多在男作家笔下那些类型化女性身上找不到的表述和时刻。因此，女性的书写，女性关于女性的书写与男性的同类书写大有不同。 高兴：确实如此。 戴锦华：这同样又回到我们的基本命题当中，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天是男权的天，这地是男权的地，这文化是男权的文化，我们只能在其上叠上我们自己的书写。我们看汉字已然很清楚，看欧洲语言，比如英文就更清楚：man，人就是男人，历史是history，哪有“herstory”。女性在男权文化中是内在的、当然的他者，作为the other，女性文化的意义是什么？补白或颠覆男权文化。因为男作家笔下每一种女性类型都负载着某种男性生命困境：或成了其生命灾难的成因，或成了其救赎想象。所以我几乎从不用正面、反面的女性形象来讨论类似问题，正面或负面，只是相对于男性的心理、文化功能而已。我一直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尤金·奥尼尔的面具戏剧《大神布朗》。剧中唯一一个具有救赎力的形象——男主人公最后死在她的怀抱里——是这样的，她戴上面具是荡妇——一个妓女，摘下面具则是大地母亲——几乎是男人梦想的一切：一个性感的但又拥有无限包容的母亲，她在魅惑你、满足你，并在任何时候接纳你的一切。 女性自然也有对男性的梦想。女性的通俗写作也经常塑造种种白日梦式的男性角色，如父如兄。当然，等而下之的就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又译《五十度灰》）了——所谓霸道总裁爱上我，没理由，不解释（笑）。但是更多的时候，在严肃的女性写作中，男性的视点同样丰富或丰满了男性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我们还没能彻底改变性别的权利结构的时候，恐怕以性别为前缀的写作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