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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兴：《世界文学》主编、翻译家  作为性别研究、女性文学研究专家，电影与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一直有着超高的人气。她还是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先驱和推动者，因而有“中国的苏珊·桑塔格”之美誉。其智慧与锋芒已成学界“传奇”。 那么，在她看来，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存在的意义何在？在花木兰这个经典符号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隐喻？作为女性，怎样实现个体突围、获得真正的幸福？……在不久前记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一次以女人书写女人为主题的读书活动中，我们有幸请到了戴锦华教授与读者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于是，受本报委托，《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与戴锦华老师进行了一场“他问她答”的精彩对话。 物质和精神的女性生命困窘 高兴：在美国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的短篇小说《花园小屋》中，女主人公出身于一个有着音乐追求的家庭，但是从小饱受物质的困苦，于是她觉得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物质的问题，就在20多岁时嫁给了华尔街一位金融巨头。但是，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内心的一些东西又开始萌动了。一个她崇拜的歌唱家又在瞬间唤醒了她内心的幻想。只是主人公在一番梦醒之后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最后这个有着精神象征含义的花园小屋还是要被拆掉的。这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的结尾。 威拉·凯瑟这个小说实际上涉及物质和精神内在的一些关系。戴老师，您长期研究女性心理，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专家，对于威拉·凯瑟这样的女作家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有何高见？尤其是在目前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下，女性如何在物质和精神这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戴锦华：我说一点自己的体会。应该是1987年，我第一次自称Feminist，当时好像还没人如此自认，我刻意把它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有人认为我是为了回避男权，不错，我也自嘲过自己是“没牙的女性主义者”。但这样翻译，是因为我认为女性议题在当时的中国主要是一个文化议题，而不是权利的议题。但是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激变，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考虑把Feminist再次译为“女权主义”，因为妇女的权利已经重成社会议题。 当年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自称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女性主义还是一个遥远的舶来品，与我们的现实差异甚多，而今天我们已进入到全球同步的生存状态当中，几乎没有根本的差异性，现代女性也似乎处在一个解放、自由和充满选择的生命状态中，同时我们也深深地落到了一个女性主义得以产生的生存现实、生存结构和环境中，以至于威拉·凯瑟在100多年前撰写的《花园小屋》中提出的关于物质与精神、关于女人是嫁得好还是干得好的问题，女性物质的生命保障、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满足、精神的慰藉是否是一对矛盾的问题，突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 高兴：豆瓣上有篇书评说，小说是世界留给女人的“钥匙孔”。从这个“钥匙孔”看别的女人的故事，往往能从中发现我们自己。作品中一些桥段就像真实地发生在今天。 戴锦华：今天，多种的选择成为可能，而种种的选择也是以种种的平等或不平等为前提和代价的。坦率地说，我不是、到了我这样的年龄也不可能是理想的浪漫主义者，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先要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否则“娜拉走后怎么办？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尽管我对最后这句始终有所保留。可同时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谈到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时候，人人都会提及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但她对这一独立空间的重要的条件却很少有人提及：自己的支票簿。换句话说，独立的生命空间是以经济独立为前提的，物质的保障联系着经济独立，你可以去换取，但他人的赐予、换取，意味着必须付出代价，“没有不付钱的午餐”。我经常说，我不反对任何女性做任何一种生命的选择，但当事人得清楚，经济的独立、理想的实现和精神的满足，可能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同样，就是嫁得好，过富足的生活，被人供养，可以买很多包，一样也要付出代价。那么哪个更无法承受？只有你自己知道。 高兴：可见威拉·凯瑟等女作家自19世纪以降的探讨是极具现代性的。 戴锦华：她们的作品非常细腻地、非常平常心地、非常有文学性地展示了女性生命当中的困窘——有些时候是人的困窘，有些时候是只有女性才会遭遇的困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