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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互动 问：为什么您会觉得空间性的东西无法给我们提供意义，而只有时间性的东西才能做到？ 格非：我最近看到一本以色列作家写的书，叫作《安息日的真谛》。它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规定一个星期中的六天是空间性的。星期一到星期六必须去赚钱，必须去养活自己，必须去扩大见闻。但是，有一天不允许工作，这一天你必须跟上帝在一起，必须想一想，我到底为什么工作。 这个作者也说：“空间不提供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时间提供的。”因为只有当我们处在一种有限性的时间里，才会去思考意义。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可爱，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有限性的时间里。 时间是河流，她永远在安慰我们。不管你遭遇多大苦恼，只要回到时间的河流里，她就会提供一个方法来化解一切矛盾。 问：在很多后现代文学作品里包含大量的空间性的描述，从阅读的体验来说是不舒服的。这样就把我们引入到一种永恒的焦虑中，这种焦虑可能是永恒的，对时间的焦虑，尤其是个体对自己生命、对周遭、对很多事情的体悟。空间性的永恒的焦虑是不是也有可能提供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否代表了从空间性向时间性文学的转向？ 格非：我们把现代主义的文学叙事称为“共时性叙事”，也叫“空间性叙事”。卡夫卡、乔伊斯、布鲁斯特，乔伊斯的写作里没有时间的连续性，全是空间的并置。上来就是空间、空间、空间，就像电影胶片，一格一格全是画面。这种叙事也是依据一种绘画的逻辑来展开的，诗歌和小说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叙事？因为时代和世界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现代主义文学也在模仿这个世界，它把这个社会里面触目惊心的一面呈现给我们，它的困惑，它对永恒思考的困惑，也一起呈现给了我们。虽然卡夫卡、托尔斯泰他们呈现出某种困惑、焦虑甚至荒谬感，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永恒和“上帝”的思考。所以，托尔斯泰才会说“天国在我心中”——天国不在天上的某个地方，天国在我心里。 这些作品，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里面，应对了这个变化了的世界图景，它提出了非常多的重要价值。加缪也好，卡夫卡也好，所有这些现代性大师都极其重要，是他们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变化了的时代的基本面貌。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你再用一种传统的方法来写作，是不敢想象的。 我觉得，今天的文学可能会重新汲取现实主义的力量，但是它不可能回到简单的现实主义当中去，它一定会更丰富，一定会有更多的变化。 问：您刚才一直在谈论时间，然后我发现《江南三部曲》，其实也是对时间的一个沉思。我想请问您，您是有意安排的吗？如果是，那么是为什么？ 格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生活记忆。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记忆。从60年代，然后到70年代，再到80年代，每过几年，这个社会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社会形态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变化本身变得很迟钝。你们知道，有个日裔的学者叫福山，他提出了历史终结的概念——历史终结了，我们在意义之外，时间也突然不动了。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一天还是生活多少天，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都是空间性的，它没有目的。时间的河流即便存在，也缺乏目的性。 如果这个时间一直在流动，这个历史一直在变化的话，我会感觉到，我在历史当中，我在这个时间的河流当中。但是，如果你感觉不到时间在朝着一个目标前进，那么我们只拥有空间的碎片。 我的小说写的是中国乡村的变化。我写这个小说的动机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弟弟带我去看老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老家没了。整个没了，全部是一片瓦砾。我在蒙蒙细雨中坐了两个小时。下着雨，我坐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废墟上，坐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当中，我百感交集，虽然四周空无一人，但我的耳朵里边好像听到了我的邻居在说话。 我们村庄大概是东晋的时候从河南迁过来的，它有非常长的历史。当然我在村庄里面生活了很多年，所有的这些邻居啊，周围的这些人啊，那些个孩子啊，那些老人啊，他们都在和我说话。我觉得耳朵里面有那种嘈杂的声音。 然后我就出现了一种恐惧，假如我不写这些作品，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和事都将湮灭。 那么再过若干年，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村庄里边，曾经生活过那么多的人，具体的人。这些人都在时间当中，一个一个的面目都在我眼前。我相信我的这个新的长篇，和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更加地贴合。 （本报记者 陈鹏编辑整理 郑润民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