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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莫言早期是很好的小说家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界面 武靖雅 参加讨论


    
    德国汉学家顾彬
    顾彬的办公室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栋砖红色的教学楼里,从2011年起他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基本上生活在北外。“很抱歉,我穿着拖鞋,”站起来迎接我们时他先道了个歉,“因为我腿不太好。”办公室两个房间,四面墙都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我坐下时,身后正对着的是两册厚厚的《辞源》。
    采访的前一天,顾彬早上4:30起床,看“小猪”踢欧洲杯。6点,他来到办公室开始写信、写诗。8:30,参加北外举办的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下午,他来到北师大,做自己持续四周的主题为“翻译是在做哲学:极端翻译理论”的讲座,当时下着雨,主持人和很多听众都迟到了,他抖抖自己搭在椅背上的雨衣,说:“我是骑自行车来的,所以不会有交通问题,我提前十分钟到的,看,这是我的雨衣。”接着他又说,“我是无产阶级,所以骑自行车。”
    每天睡四五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在工作,喜欢爬山、踢足球、骑自行车,这是这位年过七旬的德国汉学家的日常生活。他很少笑,甚至开玩笑的时候也不笑,让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采访过程中他也始终一脸严肃,深沉,显得有点忧郁。
    前一天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论坛上,他当着所有中印作家、学者的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印度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印度基本上没有汉学,如果有的话它也没有办法跟韩国、跟日本、跟德国比。“我说这句话的原因是我不想骗人,因为你也知道,不少中国人为了客气,什么都能够说,但是不说真理,我最讨厌的是空话。无论如何人家不高兴。”他用带着外国腔的中文很慢很慢地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中国作家要喝酒、吹牛,没有时间做太多事”、“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这些媒体从他的谈话里摘出来的句子,似乎让很多人不高兴。采访时谈及对文学和作家的看法时,他表现出一贯的直言不讳,没有空话和客套话,也许又会让一些人不高兴。
    非典型汉学家
    顾彬被汉语吸引大概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那时他在明斯特大学读神学,也写诗,从十几岁他就开始写诗。他读到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最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吸引了他。他觉得这两句诗蕴含着某种哲学性的意味:“孟浩然坐的船消失不见了,但是它还在吗?我们看不到的,还在吗?我们为什么觉得孟浩然走了以后他还在,又如何证明呢?”
    他想读李白诗歌的原文,于是1967年开始跟着德国汉学家司徒汉学习古代汉语。最开始是每星期上两小时的古代汉语课,他觉得古代汉语“太有意思了”。于是他越来越多地上汉语课,学了两年。此后四年,他到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以及日本学,1973年他获得了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顾彬的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司徒汉
    对当时的德国汉学家来说,现代汉语是不重要的,只有古代汉语才重要。顾彬在德国也可以学到一点点的现代汉语,但也只限于读,不会说,也不一定能听懂。直到1974年来中国留学,他才真正开始学习现代汉语。也是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他第一次读到鲁迅,读到中国当代诗歌。
    60年代末70年代初,学汉语的人在德国是没有什么希望找到工作的。1975年顾彬从中国回去,德国的一些大学恰好开始招能够教现代汉语和中国当代概况的教师。“我是幸运的”,顾彬说,他在柏林教了七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接着在波恩大学教了十年的中国现代当代的语言、概况,包括文学。“所以我很慢才入了这个研究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范围。”他说。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汉学家”,顾彬说。他的学术源头是哲学、神学,然后是日耳曼文学、世界文学,因此他的研究长于文本分析。“中国学者很少分析文本,汉学家也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哲学的、日耳曼文学的老师,他们都要求我们分析每一句话,每一行诗。所以我学好了。”所以他对文学的研究,是结合着哲学的思维方式,又加上世界文学的参照,他写作中国的文学史,与中国学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长篇小说是一个国际问题
    当提到那句曾引起热议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似乎有些不悦地别过了头。2006年他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确实用过“垃圾”这个词,但他不止一次地澄清过,当时他所指的只是卫慧、棉棉、虹影三位作家。无论如何,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似乎在大众眼中成了他的一个标签。不过他提醒说,“这里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他说,在中文里,“小说”这一个词,就涵盖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等所有的类型,但是在德语和英语中,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经常说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不在于短篇小说,不在于中篇小说,肯定在长篇小说。”顾彬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的问题。“美国、德国的长篇小说都有问题,因此在德语国家,写小说的只写中篇小说,不写长篇小说。谁在德国还写长篇小说,他属于通俗文学。”就目前来看,顾彬认为,所有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属于通俗文学。
    长篇小说是最难写的文学体裁,难在作家掌握自己的资料。“一个作家他写500-800页的长篇小说,他应该知道他第一页写过什么,因此最后一页不能和第一页矛盾。不光是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说莫言他们这些写长篇小说的,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矛盾。他们记不住前面他写的人物名字是什么,他的年龄是什么,他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爱好。所以从德国来看,写长篇小说的人,每天写一页就够了。如果你每天写一页,一年的话写365页,够了。但是你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掌握你的资料。”顾彬说,“王安忆的《长恨歌》,自己都说,乱七八糟。”
    莫言的英译者、汉学家葛浩文认为,中国长篇小说作家受到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书里夹杂了太多无关紧要的琐碎细节,使得叙述不够流畅(相关阅读:中国文学为什么走不出去)。顾彬跟他的想法很接近:“葛浩文说的没错,90年代以后,余华、莫言、格非、苏童他们都回到传统小说,但是传统小说落后得很。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很难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写他的灵魂,莫言他的小说里面有几百个人。”虽然《红楼梦》在西方的地位是很高的,在德国已经卖了几十年,一直卖得很好,但中国当代小说不能回到这种写法。
    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中文版部分与整体不和谐,充满矛盾,但是翻译成英文的版本很美,在美国得了许多奖。“也许通过翻译我们能够修改原文的错误、矛盾,反正我以前在香港看到美国版的王安忆的小说,那是不错的。”顾彬觉得莫言获诺奖可能确实跟葛浩文的翻译有关,况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本身更多的是政治因素。
    “去年是一个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原因,人家没有说她的文笔,人家说她的政治态度。原来我希望去年是阿多尼斯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什么希望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据德国的记者说,阿多尼斯支持阿萨德政权,德国记者不喜欢阿萨德。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基本上是左派,所以他们基本上会反对阿萨德。”
    顾彬一向对莫言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这次他承认莫言《透明的胡萝卜》这类小说是非常好的。“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但是到了90年代他变了,我为什么还要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从《透明的胡萝卜》来看他以后写的,那些都比不上他二十几岁时写的作品。”
    其实顾彬觉得许多中国当代小说家早期的作品还不错,越到后期越糟糕。“有好多原因,”他说,“第一,有些人想出名、想赚钱,有些人他们听出版社的话,出版社说希望你有长篇小说,他们能够赚钱。现在短篇小说很难卖得出去,中篇小说在德国没问题,可以卖,在中国我听说,好像出版社希望有什么500页的长篇小说,肯定买的不错。另外写作很难,很费力气。余华,他完了。他最近写的作品,是别人告诉我的,差得很,不要看,因此我就不看了。我们写作到后面缺少力气,需要思想、思路,王安忆她是唯一一个能一辈子写作的作家,她没有这个困难。”
    我对年轻人和女人比较宽容
    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相反,对中国当代诗人,顾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他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当代诗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目前诗歌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边缘,这是正常的,而中国的状况,他感觉是慢慢好起来的。
    他认为顾城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诗人”。1992年顾城获德国DAAD创作基金,到德国写作一年,1993年4月搬进了顾彬在柏林的住处。在柏林的时候,顾彬经常和顾城、谢烨一起出去玩,谈论诗歌、人生、生命,顾城喜欢谈论这些比较大的问题。顾城在德国还画画,他送给顾彬很多画,现在在美国的一个档案馆里。“他是天才。基本上他不住在这个世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顾彬回忆道。
    不仅是顾城、北岛、杨炼、欧阳江河等知名诗人,顾彬跟不少中国民间诗人也见过面,与他们开过朗诵会,在深圳的打工诗人郭金牛的诗,他翻译过不少。最近很火的女诗人余秀华,顾彬也觉得她的诗不错。他评价作品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女人,我比较宽容,因为他们还能够发展。如果年龄大,如果是男人,我会比较严格,要求很多。”
    为什么对女作家比较宽容?“因为她们的路不简单。不少男人不承认女人,不承认她们写作,创作艺术。我认识好多好多男人,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妻子发挥她们的才能,故意阻碍她们的发展。因此我老帮助女人,鼓励她们。过去到1980年代末,德国男人也不一定允许女人发挥她们的才能,现在好得多。但是到现在中国,包括香港,基本上还是这样。”
    顾彬会从生活来看写作,对于女作家,要了解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比如说张洁,她告诉我原来她的作品在七十年代末是在什么地方写的?在厕所。真的,她没有地方写作,因为她是女的。所以我是看情况,我的标准也有变化,这是正常的。”
    前不久贾平凹以农村拐卖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极花》,因为其对女性的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顾彬觉得这不是例外的。“他之前写的小说也是这样,我们在他的小说能够感觉到的女人,让包括我在内的人反感。比方说《废都》,这部小说里的女人是肉,不是一个人,完了,我受不了。”他皱着眉说,“我老感觉中国男作家根本不了解女人”。
    对于德国的译者,他们翻译的动力第一是兴趣,第二他们需要工作,翻译是一种工作,第三他们需要一笔钱,在德国翻译可以赚钱,还可以获奖。在中国,学德语的人“懒得翻译德国文学”,“因为他们说得不到什么,他们不能够牺牲自己。他们说钱不够,不能够在某一个大学提高自己的位子,等等等等。”顾彬说。
    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卖得不错,尤其是女作家,比如虹影,因为读者多数是女人。张爱玲1950年代用英文写的中篇小说卖得很好,虽然它们在中国学界的评价并不高。顾彬说,“因为你们的学者不会英文,《秧歌》是张爱玲用英文写的,写的很好,因此中国学者应该看英文版的秧歌,不应该看中文版的秧歌,但是基本上中国学者看不懂英文。中国学者基本上外语很差。”鲁迅的杂文在德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影响到的德国作家在1970、1980年代非常火,但是现在不一定还对德语国家有什么影响。
    而德国当代有很多一流作家并没有被翻译到中国来,被翻译过来的德国作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他作为当时西德的良心,在现在德国来看他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但是他在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道德原因。他作为人,我们应该承认,因为他勇敢,但是他的德文,不一定是最好的德文。”
    顾彬现在在做一套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文丛书,已经出了七本,桌上摆的《列子》是第八本。另外他还在翻译王家新的诗歌,要在德国为他出一本诗集,同时在写自己的诗歌、散文、小说。大部分时间他给学生上课、备课,他现在给三所大学的学生讲课。
    采访到后来他显得很疲惫,“我经常是这样的,因为早上五点就起来工作了”,他说。我们起身告辞,他站起来把我们送到门口,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调动脸部的肌肉,把嘴角向上拉了起来。开门时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轻轻用力拍了一下——这位一本正经的德国人,终于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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