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六经在中国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现代的学科概念，“六经”本身并不是纯文学著作，文学在先秦时代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和哲学、思想、历史混杂在一起。在那个时代出现“六经”，是儒家宣扬其学说的需要，也是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及其经典确立和巩固它的统治的需要。王锺陵教授问方铭教授：“假如说六经是中国文学的源，那么请问六经的源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六经本身是从哪儿来的？六经之前没有文学了吗？六经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只是不像六经这么系统、完整。早期的文学，有的有文字记载，有的只是口头流传，而且时代越早，越是不太可能有文字。我们讲文学之源，当然是指它的早期，所谓源就是头，就是起源、产生。如此，请问，六经怎么可能是中国文学的源呢？ 我很奇怪，怎么会有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这个说法。我想，这种提法，有可能是六经对中国后代文学影响非常大，但这也不能由此得出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结论。 刚才刘教授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没有古希腊神话传说，欧洲文学就不是现在的样子，而假如没有中国神话，中国文学好像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不对，中国文学也不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会有变化，只是不像欧洲变化得那样厉害、严重。但是，须知，刘教授的这个逆向推论其实是不成立的。理论上，不能用这样一种推导方式来推断中国神话不是中国文学的源之一。应该知道，影响的大小与是否成源，是两个问题，且两者完全不成正比例。源是客观的存在，影响大小要受很多因素影响，他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确实有相当一段时间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我们现在当然要纠偏，但认为中国文学只有用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中国视角、中国价值来研究，而不能用西方的，这就犯了另一种错。我举个例子，我们研究屈原和楚辞，如果只用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中国视角、中国价值，恐怕难以认识到屈原诗歌在世界上的伟大。我注重把屈原诗歌放在世界范围内作宏观角度的考察。文学的早期阶段大多以诗歌出现，但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诗歌大多是叙事性的史诗，其次是祭祀性的颂歌，很少抒情诗，即使有，也不结合诗人本人的情感，只是一种祈祷颂歌性的。如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抒情诗，与她本人身世经历和个人情感毫无关系。而唯一把诗人个人的身世、抱负、情感、理想融化在作品当中，以诗人个体歌唱的形式，吐露自身情感的抒情诗，只有《离骚》。这样一比较，就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诗歌的早期发达，认识了中国真是诗歌的国度，在早期阶段就独创性地产生了一种融合诗人本人情感、理想和追求的伟大诗歌作品，而这在全世界属于绝无仅有。同时也很清楚地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特点和影响。由此，我觉得，我们需要用开放的眼光、比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文学，而不能仅局限于中国本身。 刘毓庆：徐先生刚才谈到，上古一定有一个神话的阶段。徐先生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学术界目前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么认识的。但是，我们面对中国神话的时候，问题出来了。西方早期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没有文字记载，甚至有些民族到现在还是口传，因此很难知道它产生在什么时候。而中国特殊的是，很早就有了文字记述，这种文字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对早期社会进行思考的一个根据。我们看到的早期神话记述多是历史性的，而您所说的对早期自然、社会、宇宙不理解而进行探讨、解释的神话，恰恰是很晚的，到战国秦汉时期才出现的。我们现行的一种观念，认为神话只能产生在上古时代，不可能是其他时代。这种观念局限了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神话就会发现，所谓上古时代的神话，恰恰是对历史所作的记述，它是一种历史记述法。我非常赞成陈连山教授谈到的中国古代神话是历史的一部分的观点。《山海经》《搜神记》《神异经》《十洲记》之类，都采用了一种历史的记述方式。它不是给你在讲神话，而是讲述一件真实的怪异故事。我们再看汉代以后记述的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共工触不周山等，这些所谓的创世神话，其实都是哲学思考，是对先秦哲学思潮中提出的理论的一种图解。也就是说，徐先生说的那类神话，并不是上古产生的，或者说主要不产生在上古。神话作为一种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它是任何时期都可能存在的，但它不是一种文化形态。我们不能用理论来推导历史，更不能推导出中国上古有一个神话时代。 我们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并不是不要有世界文化视野，而是要通过立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展现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徐教授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发现屈原的特殊贡献，本来就是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成功实践。如果站在西方文学的立场上，那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屈原的诗歌不是诗歌，因为屈原的诗歌和西方当时的诗歌形态不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