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文学史的，自然要阅读，处理各方面的庞杂材料。也编过供教学用的当代文学史料选，编过“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料”的当代卷，但没有专门做过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对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说不出什么来。这里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在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还做得不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年初，在一篇谈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张旭东的一个说法：俄国文学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时代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历史时间差及其克服的问题。俄国文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问题贯穿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并延续到今天。渴望创造“当代”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既是一种文化心理，也是实在发生的文学现象。
    在与世界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现代文学”在这方面有深入开展，包括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流派、文类、具体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严家炎先生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1卷，分别讨论宗教（佛学、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世界末思潮、科学、现代都市文化、浪漫主义、抒情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都是从思潮的方面来检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关联。不过它们大多是处理20世纪前半期，当代文学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如果站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上，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或许可以做“外部”和“内部”的区分。所谓“外部”（或者“外围”），指的是将外国文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不直接处理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与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关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学者。这方面的成果，包括资料整理，新世纪以来成果丰硕。整体性论述和大部头丛书，我知道的有龚翰熊主编的《西方文学研究》（2005），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2001），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0）》（2011），还有去年刚出版，共8卷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申丹、王邦维总主编）。
    比较起来，杨义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从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就更多关注翻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就是将文学翻译看作参与中国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撰述者都是现当代文学学者，他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却能更多关照中外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层面。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关系密切。文学创新，文学改制、文学秩序确立，与翻译都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离不开翻译的推动，离不开“外来”影响产生的“冲击”。另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也给人印象深刻，如滕威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接受研究，诗歌方面，一些诗人和批评家对新时期以来外国诗歌翻译与“新诗潮”关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开展还很不够。目前编纂的当代文学大事记、专题史料集，以及带有某种史料编纂性质的编年史，这方面的表现都相对薄弱。
    当代文学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在资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上，整体应该和现代文学并无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战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另外，由于当代文学具有“国家文学”的性质，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观念、艺术方法，而且也体现为制度、文学管理和运动开展方式的层面。这些制度性因素，现代文学时期没有这么突出。还有一点，在当代，中外文学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现更复杂的状态。有正式的、公开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们熟知的“内部书”“内部刊物”“过境影片”等。有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批判的对象，在批判性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效应，也常常出乎设计者的预想。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基于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会邀请一些西方进步、左翼作家艺术家访问中国，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如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邀请罗曼·罗兰、纪德访问苏联那样。不过效果有时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间对安东尼奥尼邀请，和随后对他的的记录片《中国》的大规模批判。
    我们都熟知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特别是当代政治/文化关系密切，但这方面资料整理和研究却差强人意。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夏中义先生写的“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论文，印象很深刻，可惜这样的研究不是很多。现在看到的专门研究著作，还是荷兰学者佛克马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它是在大量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虽然评述的时间范围是1956—1960，对象主要限定在文学理论、文艺政策层面。这本书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将近40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译本，放在程光炜主先生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里。我们作为“当事人”却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著作。
    另外一个问题，是西方、俄国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情形。有一种看法，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发生紧张关系的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其实，以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学，在当代与社会主义文学关系也相当紧张。它既是可以用来批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旧时代社会制度的资源，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个性，对颂歌性质的文学的建立也是威胁。当代开展的对现实主义作家的重新阐释，还有对《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批判性讨论，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都证明这一点。
    当代文学的过程，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斗争之中，这方面史料整理也大有可做。如20世纪50年代苏共20大，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一些中国作家发生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苏联分裂公开之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学纲领”的批判，是当年中国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一些国际性政治、文化机构，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很重要。比如1950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是冷战时期主要为苏联控制的“统战组织”。它当然不仅限于文学范围，涉及工会，妇女，青年，科学、体育，文化，教育，宗教等广泛领域，但在文学领域也有相当影响。中国文学机构和作家通过它组织的大量活动，参与到当时冷战角力的政治斗争中，确立观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了不仅与苏联，而且与西方左翼作家、文化人的广泛联系。这方面产生的效应还需要在资料整理基础上做进一步考察。比如通过“世界文化名人”的年度评定，让一批西方古典作家以名正言顺地在当代中国“落户”，并扩大中国与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贡、艾吕雅、毕加索、萨特、波伏娃、聂鲁达等）的联系——而他们的文化/文学观念显然不能完全归入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成立于1958年10月，第一次会议在当时苏联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举行，在科伦坡设立常设事务局，秘书长是森纳雅克。我写《材料与注释》的“1962大连会议”部分，说当年茅盾曾犯过政治错误，就是他在“世界和平裁军会议”上，支持苏联而排挤亚非作家会议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亚非作家会议20世纪60年代又举行多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刻有1961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962年开罗召开的会议。后来由于中苏分裂也发生分裂。在成立之初，它的宗旨是团结亚非洲作家投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运动，并在斗争中产生自己新的文化/文学。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些作家的活动、写作，如杨朔、刘白羽、林林的散文，冰心的《樱花雨》，巴金的《来自镰仓的照片》和他写井上靖、中岛健藏的散文，都和他们参加亚非会议活动有关。目前，对这个组织，以及当年开始的建立亚非“新文化”的设想，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关注的学者不是很多，被忘却了，较少被人提起。好像只有关注东亚政治/文学问题的学者，如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等少数学者有资料整理和论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