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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欢：您起初是关注城市地理学的，后又转到城市病理学上，为何有这种转变？ 邱华栋：我到北京工作时，一开始为城市的外在所震动，城市建筑与建设的复杂和广大，城市欲望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扩展，都是我观察的方向。于是，我很关注城市在地理意义上的变化。但后来我发现，无论高楼大厦多么现代，无论一个人怎么修饰自己伪装自己，如果剥开了他们生活的外衣，就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事，每一个人甚至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这个痛点是他们的隐疾与暗伤。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城市人的病态。写“社区人”系列的小说，我抓住了当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出来，这是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但却不断地遭到各种挫折而无所适从。 卢欢：将目光聚焦到北京郊区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社区里，这种写作多大程度上是依据您的生活经验的？ 邱华栋：观察、经验和想象是写作的三大法宝。很多小说的确都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生活的观察。比如，小说《流水席》的完成，就得益于一个叫黄柯的朋友，他的人生具有传奇色彩。据说，他是经历了一次车祸而生存下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关照。后来，他就在北京望京自己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流水席——整天接待朋友和朋友带来的任何人吃饭，成了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别人可以在他家白吃白喝的地方。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就此做了专题节目。比如某年过年，十多天里，他招待了三千人。我就去过好多次，曾经建议老黄把来过的各种艺术家按照门类，组织他们以流水席为题材创作不同门类的作品，一定好玩。我还答应自己也写一篇，于是，这样一篇小说就诞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老黄他当时是怎么遭遇车祸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遭遇车祸的，因此，那篇小说就完全是我本人的虚构和想象了。 再比如《威胁总来自黑夜》的写作，来自于两个触发点。一个是在我家附近，去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有警察抓那些建筑工地上看黄片的民工。结果，有的民工逃跑的时候，掉到粪池子里淹死了几个。这使我想到了民工的性生活压抑的问题。还有就是一天晚上，在机场附近，我们的班车坏了，在冒雨步行穿越一片黑暗的空地时，一个黑影企图抢劫我，被我给打跑了，于是，我就写了《威胁总来自黑夜》。这个小说主要涉及到了现在贫富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还有些小说涉及到代孕、借种、激情杀人、婚姻危机、未婚早孕、师生恋等问题，都是我周围人的生活表现。 卢欢：“来自生活的威胁”、“威胁总来自黑夜”中的“威胁”具体指什么？您是在强调现代生活赋予社区人、中产阶级的考验，以及它对人的异化么？ 邱华栋：那种威胁是无所不在的，类似达摩克里斯剑那样悬在我们的头顶。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无常和突然的灾祸临头，是很容易发生的。破产、失去亲人、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各类意外事故和各类无法预测的灾祸，悬浮在一个个体生命的头顶，说不定哪天就是灭顶之灾。对于在生活中奋斗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很害怕自己努力奋斗得到的东西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因此，生活中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不光是人的异化，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威压是从心理到生理的综合的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可能的。 卢欢：您的小说也提示了我们今天的处境之一，是城市的存在、发展以及城市人的生活与现在这个消费时代关系密切，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彻底完成由“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对于“可供消费的人生”，您是怎样的态度？ 邱华栋：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消费的过程。人的生命正在被商品代码化，商业社会使一切都具有了价格，人的生命在投入社会中的时候，就具有了消费性，这是今天这个商业社会的特性。我对人的消费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人之所以为人，是人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要远大于人的消费特征。但现代社会里人的指向过于强烈地导引到消费的符号化里，这是可悲的、必须要批判的现象。 卢欢：还有，您的小说代表作《教授》在上世纪末就对当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深刻观照，写出了教授的新面孔，称之为“叫兽”——“在课堂上、电视上、研讨会上，甚至是女人的身体上叫着”。当初看过小说的部分读者还觉得观点过于偏激，如今这个绰号越来越广为人知，他们又重新发现书里说得没错。您现在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话说？ 邱华栋：《教授》是2008年写的。我对于利益集团结盟的知识分子比较注意，就塑造了那些形象。不过，现在我觉得我更需要进入到我观察的人物的内心，而不是从外部以漫画的方式去讽刺。悲悯心是到40岁之后，在我心里才更多地涌现出的。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包括贪官，把他当一个丰富和复杂的人去写的时候，小说本身才有价值。 另外，现在中国的现实太庞大、复杂了。一个作家很难整体上去把握，需要慢慢来，拉开距离。如今我对于中产阶层，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了，我把目光投放在了一个个的生命个体身上，去观察一个个具体生命的人生选择和命运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