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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追问和质疑，竭力走进城市深处 卢欢：您在少年时期就发表了小说，18岁之前出了书，还因为文学特长被武汉大学录取，显然属于出道较早的那一类作家，可视为那个时代的韩寒、郭敬明。回过头看，当时的您与如今的文坛新秀有什么差别？ 邱华栋：这要感谢武汉大学给了我这个机会。当时，1985年，我是看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特招了一个南京的校园诗人洪烛，就让我所在的中学推荐我，结果成功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二十多万字的作品。那时被保送到各个重点大学的文学特长生一共有一二十位呢，比如北京大学有田晓菲，南京大学有刘梦琳，南开大学有段华、邵文杰，复旦大学有景旭峰等。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还互相写信联系。我感觉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园文学才子们，和当代的韩寒、郭敬明们最大的区别还是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文学的名利更多更大。而当时文学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一个爱好，没有太大的名利，因此，相对更为单纯一些。 卢欢：可以说您是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提起最初的写作环境，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邱华栋：我进入文坛没有那么早，少年时期的写作不算。我是1993年之后，因为写了一些与城市生活有关的小说，才被注意到的。当时我大学毕业刚刚来到北京，面对北京这样一座正在迅速变化的庞然大物，的确是感到惊奇，白天写新闻，晚上写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作，应该首先要贡献一种符号价值，就是你和别的作家的区别在哪里。一开始就要确认自己的写作取向和风格，也就是去寻找自己写作的符号价值。 卢欢：当文艺青年、写诗在当时像是顺应一种潮流。您很早就在写诗了。 邱华栋：我从十来岁开始写诗，到今天都没有停止，最少的一年也写了5首。只是后来光写，不发表了。因为有的诗涉及到比较私人的生活和情感，就不发了。对于我来说，诗是语言的黄金，我自己每天都要读诗，每年都写，就是为了保持对语言的敏感。我收藏了三千部国内外诗集，我可能受到超现实主义以来的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大，以及当代很多诗人的影响。但写诗对于我更像是语言练习和玩儿，我就是写着玩儿呢。 卢欢：在小说方面，您早期的作品大多关乎“成长”的主题，比如20岁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与自己的成长背景有着关联。您把这些作品归入青春期写作一类么，现在如何看待它们？ 邱华栋：大学毕业前后，也就是我二十二三岁那时候，写了三个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前面有什么》，都是练笔之作，后来也出版了，但都不成熟。不过，我倒是因此练习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和内部时间的把握。写长篇是需要体力和结构能力的，这几部小说对于我个人有着生命的记忆作用，但实在算是一种青春写作。 卢欢：早年在新疆生活，再到武汉求学，这两个地方在您心目中各是怎样的存在，给了您哪些经验和文学资源？ 邱华栋：我30岁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共18篇，叫做《西北偏北》，是关于我在新疆生活的少年记忆的。2000年去阿勒泰住了一个月，写了一本散文《绝色喀纳斯》。去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楼兰》。而且，在新疆的生活，目前正逐渐成为我下一步写作的重点。比如，当代新疆面临的严峻的恐怖威胁等等，它的根源在哪里？还有，中国经略西域的历史，也一直是我感兴趣的，我会写关于新疆的当代小说和关于西域的历史小说。 在武汉求学，包括后来我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了在职文学博士，在昌切老师的指导下，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最终取得了学位。这当中，武汉大学对于我在不断地进行知识准备和学养、眼光的开阔上起到了决定作用。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大都市、大码头，开放和气魄都是很惊人的。不过，我可能写不出来关于武汉的小说，因为湖北的小说家太能写了。 卢欢：您被贴上了“都市小说作家”和“城市文学作家”的标签，是进入1990年代后的事情了，您写了《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闯入者》等几十篇小说，迅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您也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去北京工作、定居。北京又给您带来了什么？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让您如此持续地关注当代城市生活？ 邱华栋：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在机关和报社都工作过。我觉得，文学史上有一类作家，是和一座城市不断较劲的，所以我选定了北京作为我观察的对象，写了很多北京在1990年代开始的都市化变化的细节。一直到今天，我仍旧在持续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希望我的写作和这座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要知道，一个作家只有和一座伟大的城市联系起来，才可以获得更久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