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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欢：对了，您对说您是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的代言人的评价怎么看？ 邱华栋：王朔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对于当代城市文学来说，是开山者。这个人也非常有趣，只是最近一些年不大见到他了。有评论家说，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我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不过我们有区别：王朔生长于北京，他天然就是一个北京人；我则从湖北到北京，城市一开始对我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像我，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北京，以小知识分子的方式在追问、质疑、拥抱、逃离北京。王朔对城市的书写，就是对他自己的大院经验和成长记忆的书写，北京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空间，北京就是他贴身的服装。而对于我来说，北京永远是一个外在场所，一个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的“他者”和异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使得我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也就使我成为全力书写城市的作家。 写“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揭“社区人”的隐疾和暗伤 卢欢：作家刘震云认为您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前发生的新事，放到小说里，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这显然是针对您在城市文学方面的创作而言的。一直以来，您也看重“浑浊和新生”所带来的刺激和真实么？ 邱华栋：是的，我有一部分的写作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比如，2000到2010年，我写了六十多个短篇小说，叫做“社区人”系列，后来以《来自生活的威胁》和《可供消费的人生》为题结集出版。2015年初至今，我在修改13篇短篇小说，写的是人到中年的情感状态的系列短篇，今年会陆续发表出来。因为生活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对眼前生活的新鲜感的感受和持续的观察，对于我十分有吸引力。 卢欢：我感觉您创作的系列小说较多，比如还有以“××人”为题目的城市“意象”小说，有关于城市的各种“闯入者”的故事。您似乎很喜欢将自己的小说分门别类。关于城市文学写作，您心中是否很早就有了一个谱系，或者说一个理想的目标？ 邱华栋：是的，我希望我的写作要和一座城市联系起来。我就打算和北京联系起来。我发现了北京的生活多元、复杂、有趣、丰富。北京是世界性的都市，也是最中国的都市。我作为新北京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一段快速变革的时期，并成为这个时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你发现没有，我写的都市小说，是没有老北京的那种地域特色的，是一种更为国际化和抽象化的城市。有些小说是变形的、夸张的、荒诞的，比较现代，也是小众的。这是我有意追求的目标。 卢欢：是的，现在看来，“时装人”系列短篇小说这类作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运用了那种超现实的、夸张变形的手法，颇有后现代小说味道。这让我联想到，您曾说过：“以城市作为背景的创作常常要直面剧烈的变动性，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往往是不足够的。” 邱华栋：这主要是受到了卡夫卡以来的现代派小说家的影响。我采取了意象、变形、夸张、荒诞、信息、搞怪的写法，来呈现都市人微妙的感觉。 卢欢：但我也注意到，您后来对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有个反省，认为那是属于那种爆炸式样的写作，风格强劲，文艺腔调很足。有时候在一种表面的浮光掠影中，没有深入到城市生活的深处，而是符号化地处理了自己所看到的城市的变化。所以，时过境迁后，您调整了写作方向？ 邱华栋：的确，那一段时间的写作，文艺腔太重了，是学院派的路子。现在的写作，比如我刚刚完成的短篇小说系列《十三种情态》，每篇15000字，篇幅也长了，涉及的生活确实千人千面。我在写作的时候，如果说写一个飞行员，那一定要去找来飞行手册看，要了解飞行员的生活。同样，写到一个电脑工程师，我就要深入到他的专业中去学习。这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这个系列是我的最近最新的作品，很有意思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