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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婷婷：您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现当代戏剧的生态状况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不再是传统的“戏曲”一元结构，而在二元的结构中，具有五四启蒙理性的新兴话剧，在戏剧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那我们怎样看待话剧民族化，以及戏曲现代化？ 董 健：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既有优秀的部分，也有落后的部分，她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生机勃勃的文化资源，内涵着智慧与理性、知识与情感，代表人类发展的整体经验，不能笼统地将二者非此即彼地对立，偏激地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将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化的对立物，一味排斥西方文化的进入。东西方文化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是站在文化的价值核心层面，二者之间又有相通之处。但凡一种文明优秀的部分，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该超越文化间的“藩篱”，以涵盖东西方理论经验的广大气度去接受、容纳、借鉴与融通。否则固步自封、保守封闭，就容易带着“民族主义”的文化情结，否定启蒙理性，阻碍人的现代性。 我是从骨子里特别看重五四精神，尤其是五四所倡导的“启蒙理性”的。话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张扬五四所倡导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等现代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观念。西方的舶来话剧，晚近以来已经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根，在审美观念和艺术价值体系上与戏曲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已经本土化为中国戏剧发展中重要的“一元”，因此我总是以“话剧——戏曲”的二元结构看待中国现当代戏剧的生存状态。 中国传统戏曲在20世纪初面临着巨大的历史危机，已经沦为一种无思想、无意识的“玩意儿”，文学性退位，思想性退位，只留恋于技艺的表现形式，已难以适应激荡的社会变革，跟不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戏曲必须探寻新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空间，即戏曲改革。戏曲不能僵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要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方艺术可资借鉴的因素，参考人类戏剧文化的共同价值，又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担当以引领文化的发展，从而将戏曲的文化资源真正运用到新的戏剧文化的创作中去。因此，我们才疾呼要以五四的启蒙精神来开启中国戏剧的新出路，为传统戏曲在现代社会谋求新的发展。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戏曲根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强调“启蒙理性”并不是丢弃传统，而是让戏曲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用“理性之光”思考人的生命价值，表现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性，以此观照社会现实。用全新的现代精神将戏曲创造性地加以转化，才能让这个古老的艺术获得新鲜活泼的时代生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张婷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就提出质疑，认为文学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分离，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您如何评价这类观点？是否存在完全独立于政治的纯粹客观的文艺研究？ 董 健：学术是否能“纯之又纯”，完全脱离于政治，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以前的学术研究过于“简单化”、“政治化”，其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把学术当成政治的“奴隶”，完全听命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现在我们提出“去政治化”的观念，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可以和政治是“朋友”关系，甚至政治可以服务于文学，为文化的发展排除障碍，让它有良性的广阔生存空间。 文学是在综合的社会语境中孕育生成的，它透显出来的精神状态，包含着作者的人生体悟，积淀了丰富又复杂的历史性内容，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生活的反映，尽管历史性与政治性的内容不以直接的方式进入文本，而是经过作者的审美体悟、提炼、改造、加工、升华，形成文本蕴涵的历史性精神世界，渗透着作家特定心理或人生哲理的情感性内涵，所以要全面认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价值，除了从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外，还必须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时尚风俗、民情心态、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作出知人论世的恰当分析，从而全面完整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及作品。如果文学研究完全“纯粹化”，最后只能是语言结构、文字组织等空洞的形式分析。 既然“审美”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就不可能脱离外部因素的影响，亦无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政治化”不意味着要和政治决裂，而是指文艺研究要有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理论见解，本着严正的学术立场，敢以批判性的精神匡正人类发展的方向，不为政治服务，不依从于权力，建构合乎“人类理想价值”的未来文化。 张婷婷：2012年，南京大学编排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作为一部大学剧社制作的戏剧，既没有政府的出资，也没有明星的品牌效应，却能触动观众的灵魂深处，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思考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独立之精神。您对这出戏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剧抓住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最真实的一面。请您评价一下，与其他时代相比，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有什么特点？ 董 健：从总体上看，民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政治。蒋介石请胡小石吃饭，胡小石并不以此为荣到处炫耀，而是考虑要不要给蒋介石面子。《蒋公的面子》虽不直接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失落，但却触动到了这根敏感的神经。我们这一代1930~1939年出生的大陆知识分子，有三大弱点：第一，各种政治运动对教育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使我们读书太少，造成知识结构极不合理；第二，知识分子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意识，使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第三，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极为落后，由于受到俄国民粹主义、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常常以政治化的视角进行学术研究，将文艺高度的政治化、教条化，文学批评也变得陈旧与僵化，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的政治化烙印仍非常明显。这三大弱点，决定了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达不到我们老师这一辈的水平。 我们的老师即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熔铸东西，条贯古今，注意比照东西方古今文论，以突显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所成就，找到了学术研究的立足点，从而也找到了“自我”；1949年之后，政治的风云变幻，影响着学术的评价视角，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文艺价值的高低往往单向度地由政治决定，在这一时期也迫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放弃自我”；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迈入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讨论影响下带来的思想解放，又使他们很容易 “重新找回自我”。可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非常可怜，从1949年以来接受的高等教育都是残缺的，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自我，读书太少、知识残缺、基础浅薄、思力贫弱，这成为我们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致命伤，因此，离开了“文革”的时代语境，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一直在反思自己，也一直在寻找自我，寻找“高于一切”的学术立场，尽量多读书，学会真正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