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贾平凹的《废都》出版，一度酿成“废都事件”。孟繁华、李书磊、陈晓明等人用极快的速度合作了一本书——《世纪末的文化马戏——废都批判》。后被出版者改为《废都滋味》。
    孟繁华在后来的日子曾反复品咂这别一番的“滋味”。这是他评论生涯中少有的一次“不靠谱”的批评。
    他不只是在心里想，而是勇敢地说出来；也不是和贾平凹私底下说，而是在大会小会上说。
    这就是孟繁华的可贵与可敬之处。他为文的勤奋自励，为人的直爽豪迈，为文学的热情执着，都令人感佩。
    走上评论道路
    1978年高考，孟繁华一口气报了三个大学的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吉大中文系和东北师大中文系。结果因为历史考得很好，孟繁华被直接录取到东北师大历史系。
    尽管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国内外。孟繁华还是历经曲折的转系过程，如愿转到了中文系。
    大学时期，孟繁华开始发表评论。他至今深深记得，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是评论徐敬亚的长诗《长征，长征》，发在《星星》诗刊上。徐敬亚在《星星》诗刊发表了长诗后，孟繁华很快就写了评论寄给杂志。没有任何熟人，这篇自然来稿却很快得以刊发。孟繁华很怀念那个时代文学刊物的风气。
    由于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文学批评专业训练，彼时的孟繁华或许还没有能力参与到核心问题的讨论，只能做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看到哪部作品有了感觉就写，或者哪个刊物约稿就写。最初孟繁华从事文学评论看似盲目，然而那些作品的评论发表，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小小的虚荣心，重要的是带给他从事文学批评的信心。
    当他对文学批评有了一些认识之后，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批评研究对象——发现寻找有希望、有潜能的青年作家或重要的文学现象、思潮。“我们知道，那些成名的作家或者“一线”作家，有更多的批评家在关注，研究他们的人很多。我也必须关注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当下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但我不一定要写文章去锦上添花；而更多的青年作家尤其需要雪中送炭。”孟繁华说，现在很多青年作家写得很好，各大刊物中、短篇头条，几乎都是70后、80后的作家作品。但重要的批评家对他们的关注显然不够。他愿意继续关注、评论他们的创作。
    不同代际的人当然有共同的东西。但是，不同代际的人也确实存在差异性。孟繁华陆续发表的系列作品，如《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文化碰撞时代的来临》等等，显示出50后一代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家国关怀和参与意识可能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特征。无论现在社会怎么看，这个“历史共同体”的集体性格是难以改变的。也许是这样的原因，他关心的话题大多是“宏大叙事”。
    多年来，孟繁华一直关注、追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几乎总是第一时间发声，保持了一贯的激情和动力。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史研究，一是追踪当代文学的步伐，主要是小说创作的评论。文学史研究和当下文学批评这两个有联系又非常不同的领域，在孟繁华的追踪视野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文学史，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当代文学史在学界的地位不一样了，没有人再说“当代文学不是学问”了。而当下文学史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比如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80年代研究、吴俊的《人民文学》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文艺报》的研究、对传媒的研究等。对边缘材料的发现、打捞，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文学史的写作。对边缘的发现意味着对主流的修订。过去，我们更注重观念的文学史，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现在，上述学者的研究思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大概从新世纪开始，我就一直编选中、短篇小说选，一直到现在。这使我必须阅读大量的小说作品；还要参加各种作家、作品讨论会，主要是长篇小说讨论。这样，对当下的各种体裁小说就有更多了解的可能。”开会时孟繁华都是带着文章，这一习惯得益于他的硕士导师谢冕先生。
    “谢冕先生对任何事情都认真，开会都带着稿子。我向老师学习，也就多写了一些文章。至于激情，那是年轻人的事。如果说还有些动力，还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这不是矫情，我觉得不爱文学的人可以不必勉为其难，如果热爱就全身心地投入。”孟繁华说，但现在他对文学的心情真是喜忧参半百感交集。所谓喜忧参半，就是当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可以与世界强势文学平等对话；另一方面，真正的好作品，读过之后让我们深怀感动心悦诚服的作品，还不多见。
    参与《废都》“讨伐”
    1993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年”。“陕军东征”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而《废都》又是这个事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涉及的主要文学作品。出于对急转直下的社会风气的担忧，孟繁华等几位学者快速赶出《世纪末的文化马戏——废都批判》（后改为《废都滋味》）。他们在书里对《废都》都做了道德化的批判。
    “那时我们掌握的理论批评资源还十分有限，对庄之蝶的行为和情感方式并没有读出‘弦外之音’。后来我发现，贾平凹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最先感知了那时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他们悲剧性的幻灭感确如石破天惊。”孟繁华说，当发现自己当年的批评有问题，曲解了作品、“委屈”了作家，那就应该有勇气去改正。往大了说，那也是批评伦理的要求。“所幸的是，如此‘不靠谱’地批评一个作家作品，对我来说还不多见。”
    世纪之交，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的界限被打破，一种多元、开放、现代、新质的文化正在生成、展示和传播。孟繁华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在《众神狂欢》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对于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着尊崇和敬畏？理想的坍塌与内心的困惑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和倾诉？
    孟繁华提出，1993年发生的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集团对这个变化的不同看法。所以他称那是“众神狂欢”。学院知识分子大多表达了这一忧虑。事实证明，我们只关注经济发展、忽视人文精神建设，必然会受到惩罚。时至今日，金钱拜物教已经成为社会最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思想。“这非常可怕。社会思想道德领域的问题，我们大体可以感知。因此，上面说的忧患意识也并非只是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它也有具体的、现实的原因。”孟繁华说，对经典、传统，我们是否还应怀有尊崇和敬意，回答当然是肯定的。80年代有一种反传统的思潮来势汹汹。其中与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有一定关系。这本书里，作者用结构的方法，将中国文化以相当负面的形象出现，使一些反传统的“斗士”找到了某种依据。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被再度妖魔化，传统文化再度雪上加霜。当然，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说凡是传统文化都要照搬、继承。这既不可能也做不到。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入现代社会的“制衡”力量，通过传统文化，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是否已经“跑偏”。因此，他仍然认为在90年代的那些追问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近几年，孟繁华提出一个概念，叫乡村文明的崩溃。他对当下文学的疑虑或焦虑，或许隐含了对文学“轰动”或“突变”还怀有期待。
    孟繁华认为，乡村文明的崩溃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维系乡村文明的文化已经土崩瓦解，更重要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也逐渐转向了城市。这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合目的性发展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但城市化是不是就一定要剿灭乡村文化，这是需要讨论的。
    “我之所以还对乡土文学怀有期待，缘于这样的理由：一是我们的乡土文学是最发达，最成熟的文学样式。这与我们的社会形态有关，中国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乡土中国。即便今天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但中国文化形态本质上还是乡土的。”孟繁华举例说，比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他的发现。今天的城市本来是“陌生人”社会，但在城市要办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熟人”可能办不成。“熟人社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嫁接”到城市了。它改变了原来的意思，从另一个方向构建了城市的“乡土文化”。另一方面，孟繁华一直认为，乡村文明崩溃了，但对乡土中国的书写远远没有结束。这正如在封建社会即将崩溃的时候，恰恰产生了中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品《红楼梦》。这当然是一种猜想、预设。
    为自己“所累”
    一直身处文学现场，孟繁华必然清晰地注意到同时代作家的创作现状。他曾经在《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的文章中说：“50后”是有特殊经历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有上山下乡或从军、当工人的经历，或有乡村出身的背景。他们从登上文坛到今天，特别是“30后”退出历史前台后，便独步天下。他们的经历和成就已经转换为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保守性”，敢于面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是他们走出困境的路径之一。他尖锐地指出，尽管“50后”作家“独步天下”，却是为自己“所累”。如果他们的创作往前走，敢于触及现实题材，或许是寻求突破的最佳途径。
    “我不是说写历史就不好——现实题材最难写，但有出息、有抱负、有对现实有参与热望的作家，应该积极地书写现实，用文学的方式推动这个时代向更进步的方向发展。写现实，就和政治有关，我们试图摆脱政治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那是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或文学对政治的依附。但是文学怎么能够和政治没有关系呢？祛政治本身也是政治。”孟繁华说，从另一个方面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政治的一个方面。当然，至于写什么，那完全是作家的自由。
    最近，孟繁华领衔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团队的一次集体亮相，汇集了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近些年的学术成果的“历史与现场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新世纪文学论稿——作家与作品》是孟繁华对新世纪重要作家作品评论的选集，既有对当代文学著名学者和批评家学术著作和成就的评论，也有对不同代际作家作品的评论。“我在观察、研究新世纪文学的时候，一个方面关注创作，一方面也关注同行的研究。关注创作，就是关注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我从事研究和评论的基础；关注同行，就是关注那些优秀的研究者、批评家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的研究和评论总是给我以极大的启发甚至激励，很多批评的灵感来自他们的工作。还有，只有知道、了解他们站在什么位置，我才能知道或确定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孟繁华说。
    2014年，孟繁华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这对于从事文学批评三十多年的孟繁华来说，也是一次令人欣慰的鼓励。三十多年，他数不清自己读了多少作品，喜欢的或不喜欢的，然后再写文章。他从没有任何怨言。他认为，优秀的批评家当然要具有一定的素养。比如良好的专业训练，包括理论素养、中外文学史知识、宽阔的文学视野以及对作品的感受能力等。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对文学要‘有爱’，对文学有持久关注的热情。持之以恒是非常难的。热爱文学，从事批评就要说真话。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难做到。‘合宜’的批评最难能可贵。合宜就是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恰恰是就高不就低，尽量往大了说，往高了说，这是批评普遍的风气。能在这种风气中坚持‘合宜’的，就是好批评家。我也难以做到。”孟繁华说，文学批评也在发生变化。问题是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的甜蜜化，这是不好的方面；一方面70后、80后批评家带着他们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新的理解，逐渐走向了一线。他们注重文本分析，有很好的新批评的训练。他们的努力会改变文学批评的整体面貌。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