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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婷婷：您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方面，出版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戏剧史稿》《戏剧艺术十五讲》等一大批非常有影响力的成果，有些著作例如《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虽在20世纪80年代付梓出版了，但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也并不过时，仍然是戏剧戏曲学专业的必读书。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吗？ 董 健：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与戏剧理论方面，我花的功夫比较多。“文革”之后，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研究室被恢复，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陈白尘，也兼任该室的主任，我被聘为副主任。我们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后来又和胡星亮编写了《中国当代戏剧史稿》。我个人主编了大型工具书《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等一系列戏剧研究方面的丛书。 《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戏剧运动和思潮，并站在现代、人道、民主的立场，尽可能客观地评价了重要剧作家的创作，对戏剧发展的历史规律也作了总结。这部著作从1984年开始编写，1989年出版。1984年我们邀请了夏衍、于伶、赵铭彝、柯灵、石凌鹤、葛一虹等剧作家和批评家在苏州开会商讨史稿的编写事宜。我跟陈白尘商量，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史料予以戏剧科学的分析，对历史作出真实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因此，这部戏剧史稿反倒“干干净净”，直到今天也不过时。 从我治学的历史经验教训看，学术研究是一项十分严肃的知性探求工作，“求真”是学术事业的第一要义，追求历史真实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历史需要历史的回应，历史需要真实的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历史的真实就是追求真理。如果不能直面1949年以来的真实历史，我们又从何去寻找戏剧的真理？如果不能正视我们犯下的历史错误，又如何匡正前行的道路？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独立永远是学术致思的主导方向，只有让“真理的阳光”点亮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智慧勇气，才能脚踏实地耕耘学术土壤，献身于价值理想的追求。 张婷婷：刚才您提到，“文革”期间就搜集了大量田汉的资料，为您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田汉传》打下了基础，这部65万言的皇皇巨著，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您写出了田汉真实的灵魂。您是怎样做到撰写的真实的？ 董 健：《田汉传》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8年写成的，这部65万言的著作很难写，不仅因为田汉的生命轨迹联系着很多政治“敏感点”，如 1935年上海被捕入狱，在南京大演“太平戏”，“四条汉子”等问题，都一直颇有争议，并且他的欢乐与怅惘、成功与失败、悲剧与喜剧可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写照，承载着一部中国戏剧史，也体现着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进程与时代的精神状态。将田汉置于时代的语境，真实地写出一个田汉，对他的人生历程与学术追求作出客观、公允、可靠的描述，这是非常困难的，必须有三种真实：一是历史的真实，二是细节的真实，三是灵魂的真实。历史真实必须在材料基础上，考据详明、辨析精微，还以历史本来面目，打开混淆不清的历史死结；细节真实意味着无权编造，只能从茫茫史料中抠出细小情节，一丝一丝慢慢缝合，甚至连天气描写都不敢随便错乱；灵魂真实使我必须“活”在田汉的精神世界，体会他的泪与笑、爱与憎、情与思、灵与肉。我提出有真假两个田汉的问题，一个是“一诚可以救万恶”的直率、真诚、好打抱不平的“真田汉”，一个是被异化为工具扭曲、分裂的“假田汉”，双重人格的田汉，在政治漩涡中痛苦挣扎。 写《田汉传》也是我重新学习历史、研究戏剧的历程，我怀着强烈的“启蒙”之情，怀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加上“文革”时期收集的资料基础，尽量全面地叙述田汉的一生事功，凡有褒贬，均尽可能让史实说话，让材料证明，较为真实地展现了田汉“君子不器”的真精神，以及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魂”与“神”。由此，也得到学界的认可，有评价说这部著作“在总结以往田汉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把田汉研究的整体水平推进了一大步”，这也算我在20世纪最后8年学术“冲刺期”的一点“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