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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碎碎念”发自灵魂深处 读+：你常上巴老那儿去坐，他最爱说些什么话？ 陈思和：他的话其实不多。因为话少，国家要他去当老师他都没法当，拒绝了。他有时候就坐在那，默默地看着你。你习惯了就好了。他也有喃喃自语，经常说自己一生是一个误会，本来不想当作家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他最想做的是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他早年很得意做的“有实际意义的事”，就是跟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西湖附近开会，准备去实践“自我管理”的主张。他到晚年常去西湖疗养，那里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墓地，墓碑上用世界语写的名字和铭文，迄今保存完好。巴金常去那里走走。 还有就是，巴老老说自己晚上做恶梦，有很多话要倾吐，又没地儿说。 读+：你当时听了什么感受？ 陈思和：我当时年轻嘛，很尊崇他，觉得他不想当作家的想法很新奇的，也有点觉得他矫情，因为他当作家都当到这个社会地位了，这么大名气了，堪称最高境界的功成名就，他如果干别的难道能比当作家更厉害？于是就觉得老人有点不知足。他说他做了很多噩梦，我起初也以为那是他的“文学手法”，作家经常托梦说事，不可当真。 随着跟他接触的增多，我觉得他还健在时就理解了他的。我算是少数理解了他的人。他不是矫情。他是有真痛苦、大痛苦。我最初的那些想法太幼稚、太世俗气了。我从小棠那儿也得知，老人的确晚上是做恶梦，有时会喊叫，会做出一些动作。 读+：他究竟为何而痛苦？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真正触摸到巴老的内心？ 陈思和：他的痛苦有身体上的，身体上的痛苦会转化成精神上的。比如他最后又活了6年，但从巴金本心来说，他希望安乐死。 还有一个痛苦，他说，“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这是老人写下的自我谴责、自我质疑。这会加深他精神上的痛苦。 读+：有人说巴金是个很胆小的人，你怎么看？ 陈思和：胆子是大是小，要看什么标准。人只能在局限条件下行事。那些宣扬大无畏自我牺牲的人，大多是怂恿别人去这么做。我们不能苛求任何其他人。我们现在也许有很多青年人会嘲笑巴金的提法，觉得“讲真话”有什么了不起，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谎，要讲老实话，对不对？好像“讲真话”这件事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解决了。可是真正反躬自问，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吗？我们连做个老实人都做不到。相对来说，巴金比很多一般人做到的要多。 最后6年他很少说话 读+：巴金生命最后几年是什么状态？ 陈思和：巴金生命中最后6年很少说话，几乎没再开口。我有时候故意引他说话，谈谈他早年喜欢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都不肯说。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实际上他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这个译法，而更喜欢那个音译词“安那其主义”。后世把很多不好的含义强加给了这个词，诸如恐怖、暴力和动乱，都认为源头跟这个主义有关。实际不是这样的。巴金在晚年想到了一个词——“理想主义”，他觉得那些信奉安那其主义的人都有点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相信人都能做到自我管理、主宰自己命运，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 我们有一次说起了无政府主义，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深谈，有点激愤地挥手，说：“这别去管它……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读+：巴金早年推崇的“无政府主义”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陈思和：我在青年时期研读巴金的著作，不仅读到了他早期许多相关的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巴金笔名就来源他二人）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相对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 读+：那他晚年到底还信不信这个主义？ 陈思和：这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也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但是我无法断定巴金晚年的心境。我总觉得从“五四”过来的人，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