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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满历史细节的长征路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受访人 刘统: 1951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国的1948年》、《北上》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早年毛泽东》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被信仰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超越了人的极限,强大得异乎寻常。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有关长征的研究在一步步深入。不久前,刘统教授推出《北上》一书,运用大量史料,细致地揭开了长征途中一段曲折的历史。在他看来,长征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青阅读记者对他的采访,就从长征史料谈起。
    长征,从史料出发
    关于长征史料的积累过程,刘统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对长征的记述与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最早要追溯到长征刚结束时的《红军长征记》。“当时陕北红军物资匮乏,生存困难,毛泽东希望能有人宣传红军,给红军募捐。斯诺悄悄来到陕北,毛泽东召集红军干部们写回忆录,汇编成《红军长征记》。军队中的指挥员、笔杆子纷纷动笔,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200篇。当年宣传部誊写了一份,由冯雪峰带到上海,这份1936年的手抄本成为《红军长征记》最早的底本。”刘统表示,《红军长征记》是第一手资料,真实和生动是它最大的特点:“战士们在写的时候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回忆虽然是碎片化的,但其中的真性情让人感受至深。”刘统介绍说,“1942年,时任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徐梦秋,受毛泽东委托在延安编辑这些回忆文章,保留了100篇,出版了《红军长征记》(又称1942年延安本),并作为内部材料保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只有这两版的《红军长征记》。”
    第二个关于长征的创作高峰,是在建国后,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二、四方面军都出现了很多回忆录。《星火燎原》中有大量记录长征的内容,后来被传颂的“老山界”、“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故事都出自其中。 在刘统看来,这些作品的革命教育意义更强,“这样的故事能给人一种信念的教育,但真正要搞研究,需要依靠客观的史实和冷静的分析。”
    “第三个阶段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长征资料的汇编和整理。”刘统告诉青阅读记者,史料的不断开放带给历史研究者更多有待深入挖掘的课题,“特别是部分长征期间的文件,中央的会议记录的公开,给我们研究长征开启了新的途径。我们得以知道高层的决策是怎么来的,经历了哪些曲折。这样,对于长征的艰苦和当时中共中央在探索出路方面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统认为,这些材料非常重要,“高层决议和档案是扎扎实实的史料,相比《红军长征记》,这是视角更高的历史材料。”他还提到,这一阶段,省级党史部门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特别要指出的就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的一部书叫《红军长征在四川》,地方部门做了很多的考察,做了比较准确的历史还原。”
    除了中国人对长征历史的记录和研究之外,不可不提的还有两位美国记者的纪实作品——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斯诺于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红军长征记》完成后,斯诺带走了一部分,这部分文稿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中长征部分的主要来源。”刘统介绍说。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在中外读者中引起轰动。“这本书宝贵的地方在于,斯诺访问了很多红军将领,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想法,其中还包括很多毛泽东的自述,而且书里有很多他拍摄的清晰的照片。不过,在这本书里,长征只是一个章节,当时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还没有结束,所以斯诺的书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在《红星照耀中国》面世50余年之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的创作得到了杨尚昆的帮助,索尔兹伯里有机会考察一些特别的地点,采访到很多重要人物。要论依据的资料和历史的沉淀,索尔兹伯里的创作条件比斯诺好很多,有一些斯诺没写到的问题,他写到了,所以这本书也更理性,更接近真实。”
    纵览红军长征的史料,刘统认为,最权威的当属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编的《红军长征史》。“这套书在很多具体的提法上都比较权威,是对长征全貌式的概括和理论总结。”刘统说,“这样的总结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细节——我觉得这正是留给我的任务。”
    研究,恢复历史细节
    刘统与长征史相遇,其实出于偶然。 “文革”后,他作为“老三届”考上大学,先后在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读书,一直以中国古代史为研究方向。1988年,刘统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读完博士,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穿上了军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他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他面临抉择,一方面,军科院藏有大量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档案,又有很多研究军事历史的前辈,这都令他很感兴趣,但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研究的训练,重视史料和考证,却和当时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受到导师谭其骧教授的鼓励,刘统决定潜心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长征史。他用古代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长征,感到别有一番天地。“过去的著作注重宣传,重理论而轻细节,而古代史恰恰需要重细节,重考证。”
    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过程,让刘统有机会接触大量长征原始资料,“深入第一手史料,才会发现有那么多精彩的细节可以再现。”他说,应该追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和事件的生动描写,“我们写红军长征,也应该让这些生动的故事,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我整理《红军长征记》的目的。”
    2004年,刘统整理注释的《亲历长征》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背后是他与《红军长征记》的故事。实际上,《红军长征记》除了1936年手抄本、1942年延安本,还有一个1954年的版本,“它和1942年延安本相比又做了一些删节和加工。”《亲历长征》以1954年版《红军长征记》为底本,刘统在注释和研究过程中,还原了部分曾被删去的章节以及大量细节,比如何涤宙写的《遵义日记》和李月波写掉队红军的《我失联络》。“《遵义日记》里讲到红军干部在遵义下馆子,跟学生开联欢会,我觉得这很生动。”他谈到自己对于这些细节的理解,“过去这篇文章被删去,是担心影响红军的形象,但我觉得把这些细节复原,让大家看到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在长征艰苦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乐趣,是很好的事情,也让长征更加真实。”他还在《亲历长征》中补入了几篇重要文章:“比如说陈云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等等,这都是他们在国外发表的综述文章,这样的原始资料对理解长征很重要。”
    刘统告诉青阅读记者,今年还将有新的一版《红军长征记》出版,因为他在1936年的版本中又发现了新的细节,“里面多了五篇文章,特别是徐梦秋的部分,他在1942年的编辑过程中把自己写的都删去了,我想恢复它们。1936年的版本里,许多细节很有生活气息,比如红军冲过了封锁线,到集市上买盐巴,战士说要一块大洋的盐,老板一下子给了他十几斤。红军吃惊地说:‘原来在苏区,一块大洋连一包烟都买不了’。他们惊讶之余才明白,终于冲出封锁区了。”刘统觉得,逐渐恢复历史原貌的工作,是他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不久前,三联书店再版了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聚焦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一部分红军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这段历史,曾被毛泽东形容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当时的冲突主要集中于红军的战略抉择: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后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
    这本很生动的历史著作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就的,附录的参考资料包含文献、日记、档案、文集、报纸、刊物、回忆录、传记等百余篇。“对长征的参与者来说,长征是极其痛苦的回忆,是因左倾路线的错误丢了江西苏区,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在刘统看来,经历了长征的痛苦,才让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你不经过长征的痛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错误路线。从长征之后,党中央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道路,而不是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命令搞中国革命,这是长征之后我们党成熟的一个表现。”
    行走,最生动的课堂
    多年的长征研究,让刘统的想法日益清晰:“人生在世,不可避免会经历一些挫折和低谷,人生和思想都需要在不断摸索中找到正确的道路。”对于历史写作,他也坚定了认识:“过去没写过的,你写出来;过去没说全的,你说完整;过去说错的,你纠正过来。”他不断反问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否客观,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许还有很多史实我们不了解,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当事人还保留着一些秘密。“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蒙着面纱的少女。想要揭开面纱,看清它的真实面容,也许很难,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
    当然,历史研究还有新的方法。刘统观察到,近年来除了文献研究,实地考察也日渐重要。“过去是靠文献,现在是靠文献加考察来解决。一考察,就发现很多文献也不完美。举个例子,原来我们认为红军过雪山,就是过一座夹金山。但是后来成都有一群人自发地重走长征路,按他们的统计,红军经过的雪山大概有十四五座。还有草地行军,过去电影里演的都是红军排成一队,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行进,几万人以这样的速度怎么可能五天通过草地呢?有人实地考察之后认为,红军是多路平行前进。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到晚上,整个草地上到处都是帐篷和篝火。”
    重走长征路的意义并不止局限于历史学,更有对人的教育与对心灵的涤荡。“走长征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体验也越来越深刻。”这些年有机会刘统就去实地考察,每次都感到震撼——红军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红军过草地是1935年8月,按说环境和行军的条件都是最好的。但是实地感受过才会发现,第一,草地的海拔是3600米,人到那里就会头痛欲裂;而且气候变化无常,温差很大,阳光普照与暴风雨随时交替。在没有任何御寒物资的情况下,一晚上都很难熬,更别说五天。现在我们实地回想一下,当年过草地,确实超越人类极限。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会让人对长征精神有更多的思考。”
    近年来,刘统也曾带队重走长征路的“旅行团”,其中有机关干部、企业家或在校大学生,“真正实地考察之后,没有一个人不受感动,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教育,一路上对个人修养和精神的磨炼,对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启迪,比课堂上和书本里受益更多。”他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群教育程度不太高的个体从业者加入行走的队伍,被长征精神感召,变成了虔诚的长征迷。“你要相信,真正的英雄的信念,永远会受到一代一代人的崇拜,这段历史永远不会被虚无主义掩盖,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文/ 张知依
    长征 纪实与想象
    纪实作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杨尚昆等向参加长征的将士发起了征文活动,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行,定名《红军长征记》。
    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记者陆续到达陕北进行采访。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极为轰动。比斯诺更早报道长征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的通讯先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塞上曲》出版。
    1956年,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总政治部向全国全军征文,编成《星火燎原》,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记述长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影响广泛,也有相当多的篇目与长征有关。
    从八十年代起,一批亲历长征的老同志相继退居二线,杨成武的《忆长征》等一大批回忆录随之出版。黄镇的《长征画集》再版,肖锋等人的长征日记整理出版。还健在的老红军也以口述的方式回顾长征,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八十年代沿部分长征路线进行采访,其纪实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推出中文版。曾被萧克将军率领的红六军团暂时扣留,随军长征了十八个月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被译成《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于1989年出版,也是独特的史料。
    九十年代以来,反映长征研究新成果的图书不断涌现。如《红军长征纪实丛书》、黄涛等人的《红军英雄传》、石仲泉的《长征行》等都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面世的《红军长征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是一部由权威机构推出的正史。
    文艺作品
    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家开始用小说的形式书写长征。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1965年,曾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完成了《长征组歌》并成功上演,1964年面世的《东方红》的第三场《万水千山》也表现了红军长征的场景,这两部作品堪称共和国文艺的经典。
    八十年代有关长征的名作是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沈尧伊据此创作的同名连环画也极具艺术感染力。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乔良的《灵旗》、江奇涛的《马蹄声碎》等小说则体现了对长征的新认识。近些年影响较大的是王树增的纪实文学《长征》。
    影视方面,共和国第一部表现长征的电影是1959年摄制的《万水千山》,其前身是同名话剧。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长征》由王朝柱编剧,唐国强、陈道明等主演,是深入人心的佳作。
    编写/  尚晓岚
    (本文参考了董保存文章《长征题材图书出版的源流与现状》。本版插图为沈尧伊所绘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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