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 刘统： 1951年生于北京，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国的1948年》、《北上》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早年毛泽东》等。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被信仰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超越了人的极限，强大得异乎寻常。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有关长征的研究在一步步深入。不久前，刘统教授推出《北上》一书，运用大量史料，细致地揭开了长征途中一段曲折的历史。在他看来，长征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青阅读记者对他的采访，就从长征史料谈起。
    长征，从史料出发
    关于长征史料的积累过程，刘统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对长征的记述与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最早要追溯到长征刚结束时的《红军长征记》。“当时陕北红军物资匮乏，生存困难，毛泽东希望能有人宣传红军，给红军募捐。斯诺悄悄来到陕北，毛泽东召集红军干部们写回忆录，汇编成《红军长征记》。军队中的指挥员、笔杆子纷纷动笔，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200篇。当年宣传部誊写了一份，由冯雪峰带到上海，这份1936年的手抄本成为《红军长征记》最早的底本。”刘统表示，《红军长征记》是第一手资料，真实和生动是它最大的特点：“战士们在写的时候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回忆虽然是碎片化的，但其中的真性情让人感受至深。”刘统介绍说，“1942年，时任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徐梦秋，受毛泽东委托在延安编辑这些回忆文章，保留了100篇，出版了《红军长征记》（又称1942年延安本），并作为内部材料保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只有这两版的《红军长征记》。”
    第二个关于长征的创作高峰，是在建国后，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二、四方面军都出现了很多回忆录。《星火燎原》中有大量记录长征的内容，后来被传颂的“老山界”、“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故事都出自其中。 在刘统看来，这些作品的革命教育意义更强，“这样的故事能给人一种信念的教育，但真正要搞研究，需要依靠客观的史实和冷静的分析。”
    “第三个阶段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长征资料的汇编和整理。”刘统告诉青阅读记者，史料的不断开放带给历史研究者更多有待深入挖掘的课题，“特别是部分长征期间的文件，中央的会议记录的公开，给我们研究长征开启了新的途径。我们得以知道高层的决策是怎么来的，经历了哪些曲折。这样，对于长征的艰苦和当时中共中央在探索出路方面就有了新的认识。”刘统认为，这些材料非常重要，“高层决议和档案是扎扎实实的史料，相比《红军长征记》，这是视角更高的历史材料。”他还提到，这一阶段，省级党史部门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特别要指出的就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的一部书叫《红军长征在四川》，地方部门做了很多的考察，做了比较准确的历史还原。”
    除了中国人对长征历史的记录和研究之外，不可不提的还有两位美国记者的纪实作品——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斯诺于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红军长征记》完成后，斯诺带走了一部分，这部分文稿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中长征部分的主要来源。”刘统介绍说。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在中外读者中引起轰动。“这本书宝贵的地方在于，斯诺访问了很多红军将领，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想法，其中还包括很多毛泽东的自述，而且书里有很多他拍摄的清晰的照片。不过，在这本书里，长征只是一个章节，当时二、四方面军的长征还没有结束，所以斯诺的书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在《红星照耀中国》面世50余年之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的创作得到了杨尚昆的帮助，索尔兹伯里有机会考察一些特别的地点，采访到很多重要人物。要论依据的资料和历史的沉淀，索尔兹伯里的创作条件比斯诺好很多，有一些斯诺没写到的问题，他写到了，所以这本书也更理性，更接近真实。”
    纵览红军长征的史料，刘统认为，最权威的当属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编的《红军长征史》。“这套书在很多具体的提法上都比较权威，是对长征全貌式的概括和理论总结。”刘统说，“这样的总结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细节——我觉得这正是留给我的任务。”
    研究，恢复历史细节
    刘统与长征史相遇，其实出于偶然。 “文革”后，他作为“老三届”考上大学，先后在山东大学和复旦大学读书，一直以中国古代史为研究方向。1988年，刘统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读完博士，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穿上了军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他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他面临抉择，一方面，军科院藏有大量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档案，又有很多研究军事历史的前辈，这都令他很感兴趣，但另一方面，一直以来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研究的训练，重视史料和考证，却和当时的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
    受到导师谭其骧教授的鼓励，刘统决定潜心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长征史。他用古代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长征，感到别有一番天地。“过去的著作注重宣传，重理论而轻细节，而古代史恰恰需要重细节，重考证。”
    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过程，让刘统有机会接触大量长征原始资料，“深入第一手史料，才会发现有那么多精彩的细节可以再现。”他说，应该追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和事件的生动描写，“我们写红军长征，也应该让这些生动的故事，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我整理《红军长征记》的目的。”
    2004年，刘统整理注释的《亲历长征》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背后是他与《红军长征记》的故事。实际上，《红军长征记》除了1936年手抄本、1942年延安本，还有一个1954年的版本，“它和1942年延安本相比又做了一些删节和加工。”《亲历长征》以1954年版《红军长征记》为底本，刘统在注释和研究过程中，还原了部分曾被删去的章节以及大量细节，比如何涤宙写的《遵义日记》和李月波写掉队红军的《我失联络》。“《遵义日记》里讲到红军干部在遵义下馆子，跟学生开联欢会，我觉得这很生动。”他谈到自己对于这些细节的理解，“过去这篇文章被删去，是担心影响红军的形象，但我觉得把这些细节复原，让大家看到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在长征艰苦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乐趣，是很好的事情，也让长征更加真实。”他还在《亲历长征》中补入了几篇重要文章：“比如说陈云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等等，这都是他们在国外发表的综述文章，这样的原始资料对理解长征很重要。”
    刘统告诉青阅读记者，今年还将有新的一版《红军长征记》出版，因为他在1936年的版本中又发现了新的细节，“里面多了五篇文章，特别是徐梦秋的部分，他在1942年的编辑过程中把自己写的都删去了，我想恢复它们。1936年的版本里，许多细节很有生活气息，比如红军冲过了封锁线，到集市上买盐巴，战士说要一块大洋的盐，老板一下子给了他十几斤。红军吃惊地说：‘原来在苏区，一块大洋连一包烟都买不了’。他们惊讶之余才明白，终于冲出封锁区了。”刘统觉得，逐渐恢复历史原貌的工作，是他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不久前，三联书店再版了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聚焦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一部分红军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这段历史，曾被毛泽东形容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当时的冲突主要集中于红军的战略抉择：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后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
    这本很生动的历史著作是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就的，附录的参考资料包含文献、日记、档案、文集、报纸、刊物、回忆录、传记等百余篇。“对长征的参与者来说，长征是极其痛苦的回忆，是因左倾路线的错误丢了江西苏区，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在刘统看来，经历了长征的痛苦，才让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你不经过长征的痛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错误路线。从长征之后，党中央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道路，而不是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命令搞中国革命，这是长征之后我们党成熟的一个表现。”
    行走，最生动的课堂
    多年的长征研究，让刘统的想法日益清晰：“人生在世，不可避免会经历一些挫折和低谷，人生和思想都需要在不断摸索中找到正确的道路。”对于历史写作，他也坚定了认识：“过去没写过的，你写出来；过去没说全的，你说完整；过去说错的，你纠正过来。”他不断反问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否客观，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许还有很多史实我们不了解，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当事人还保留着一些秘密。“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蒙着面纱的少女。想要揭开面纱，看清它的真实面容，也许很难，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
    当然，历史研究还有新的方法。刘统观察到，近年来除了文献研究，实地考察也日渐重要。“过去是靠文献，现在是靠文献加考察来解决。一考察，就发现很多文献也不完美。举个例子，原来我们认为红军过雪山，就是过一座夹金山。但是后来成都有一群人自发地重走长征路，按他们的统计，红军经过的雪山大概有十四五座。还有草地行军，过去电影里演的都是红军排成一队，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行进，几万人以这样的速度怎么可能五天通过草地呢？有人实地考察之后认为，红军是多路平行前进。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到晚上，整个草地上到处都是帐篷和篝火。”
    重走长征路的意义并不止局限于历史学，更有对人的教育与对心灵的涤荡。“走长征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体验也越来越深刻。”这些年有机会刘统就去实地考察，每次都感到震撼——红军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红军过草地是1935年8月，按说环境和行军的条件都是最好的。但是实地感受过才会发现，第一，草地的海拔是3600米，人到那里就会头痛欲裂；而且气候变化无常，温差很大，阳光普照与暴风雨随时交替。在没有任何御寒物资的情况下，一晚上都很难熬，更别说五天。现在我们实地回想一下，当年过草地，确实超越人类极限。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会让人对长征精神有更多的思考。”
    近年来，刘统也曾带队重走长征路的“旅行团”，其中有机关干部、企业家或在校大学生，“真正实地考察之后，没有一个人不受感动，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教育，一路上对个人修养和精神的磨炼，对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启迪，比课堂上和书本里受益更多。”他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群教育程度不太高的个体从业者加入行走的队伍，被长征精神感召，变成了虔诚的长征迷。“你要相信，真正的英雄的信念，永远会受到一代一代人的崇拜，这段历史永远不会被虚无主义掩盖，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文/ 张知依
    长征 纪实与想象
    纪实作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杨尚昆等向参加长征的将士发起了征文活动，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行，定名《红军长征记》。
    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记者陆续到达陕北进行采访。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极为轰动。比斯诺更早报道长征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的通讯先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塞上曲》出版。
    1956年，为纪念建军三十周年，总政治部向全国全军征文，编成《星火燎原》，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是记述长征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的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影响广泛，也有相当多的篇目与长征有关。
    从八十年代起，一批亲历长征的老同志相继退居二线，杨成武的《忆长征》等一大批回忆录随之出版。黄镇的《长征画集》再版，肖锋等人的长征日记整理出版。还健在的老红军也以口述的方式回顾长征，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八十年代沿部分长征路线进行采访，其纪实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推出中文版。曾被萧克将军率领的红六军团暂时扣留，随军长征了十八个月的英国传教士薄复礼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被译成《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于1989年出版，也是独特的史料。
    九十年代以来，反映长征研究新成果的图书不断涌现。如《红军长征纪实丛书》、黄涛等人的《红军英雄传》、石仲泉的《长征行》等都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面世的《红军长征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是一部由权威机构推出的正史。
    文艺作品
    五六十年代，一些作家开始用小说的形式书写长征。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1965年,曾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完成了《长征组歌》并成功上演，1964年面世的《东方红》的第三场《万水千山》也表现了红军长征的场景，这两部作品堪称共和国文艺的经典。
    八十年代有关长征的名作是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沈尧伊据此创作的同名连环画也极具艺术感染力。黎汝清的《湘江之战》、乔良的《灵旗》、江奇涛的《马蹄声碎》等小说则体现了对长征的新认识。近些年影响较大的是王树增的纪实文学《长征》。
    影视方面，共和国第一部表现长征的电影是1959年摄制的《万水千山》，其前身是同名话剧。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长征》由王朝柱编剧，唐国强、陈道明等主演，是深入人心的佳作。
    编写/  尚晓岚
    （本文参考了董保存文章《长征题材图书出版的源流与现状》。本版插图为沈尧伊所绘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