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是杨黎光写作报告文学《大国商帮》——连同较前的两部作品《中山路》和《横琴》——的明确宗旨，这就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远大的抱负，一幅宏阔的视野。以2000年时间跨度为背景，作品对作为一个群体的广东商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命运的关系，尤其是粤商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详尽的铺陈，深入的揭示，观点的表达颇具说服力。
    丰富而扎实的文献价值，当是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也奠定了作者建构自己的理念大厦的基础。从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开始，作者清晰扼要地梳理了岭南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大量生动的资料介绍了其开放精神、重商传统的形成。受崇山峻岭的阻隔，据山海之险、得山海之利的地理环境，秦汉时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但使岭南大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内地相异，更孕育了一种有别于中原内陆的精神气质。粤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和发育，他们不仅是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结果。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得风气之先，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进取意识，“乐于面对蓝色海洋、勇于改变陈旧世界的文化血脉”。
    这些描述，仿佛是一张油画浓重的底色，映衬出了其后2000年间的历史舞台上粤商活跃的身影，以及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作为中西方贸易交流的桥梁，粤商群体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社会，他们的活动空间又是有限的，行动明显受到官方政策的掣肘，社会政治形态决定了他们的生存面貌。特别是全球化浪潮肇始之时，欧洲人向海外大力扩张，而清朝统治者却实施闭关锁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粤商作为当时跨越政商、沟通中外的特殊角色，小心翼翼地游走于官府和洋人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中生长。
    《大国商帮》有一个副标题：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从商人境遇，看大国兴衰”，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叙事主线，而在鸦片战争前后，两者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表现得尤其突出。鸦片战争是中国以惨痛的方式步入近代史的标志，不同角度的研究文章早已是车载斗量，但对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仍嫌关注不够，即当时两国经济形态和商业观念的悬殊，以及商人境遇的截然不同，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和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本书从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对待商人、商业的角度来加以阐释，自有其独出机杼之处，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令人服膺：“一边是近代商业文明的杰出代表，以贸易扩张为立国之本，为保护商人的财产不惜劳师远征；一边是失去了社会活力的老旧帝国，视贸易为对蛮夷外邦的恩赐和皇家的专享财源，把商人当作可以肆意欺凌的贱民。中英两国商人的不同境遇，标记了两种文明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运的兴衰。”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原来的广州十三行行商变身为广东买办，粤商新时代在上海开启。天朝衰败、虎狼环伺的严酷现实，直接促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兴起。粤商凭借其专长、资金和才干，在洋务运动中实际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他们在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方面都多有拓展和建树。深度参与社会变革，这正是他们与传统的晋商、徽商等商人群体的不同之处。他们由逐利商人变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致力于将传统中国融入世界潮流，追求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实现现代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创作这样主题重大、题材时空阔大的作品，十分要紧的一点，是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具体、思想和史实的关系。既要有宏大的整体格局，又要避免陷入空疏浮泛。“理”总是寄寓于“事”中，要做到以事证史，理念要在史实中得到验证，史实也要能够反映折射出历史的某种本质属性。在这一点上，《大国商帮》显示出了其学风扎实、针脚细密的一面。如前面谈到鸦片战争的起因及结果与中英两国对待商人的不同态度关系密切，围绕这一点，作品以详细的资料，描述了在清政府和“夷商”的双重夹击下，特别是官府的索取无度、苛捐杂税繁多，导致不少广州十三行行商的破产，不少人甚至被流放伊犁，他们的财产甚至生命都缺少制度保障。所举例证都是具体的人和事，来源于故宫中的档案文书，以及当时在华外商的文字记载。而战争的得胜方英国，早在13世纪初，就通过《大宪章》确立了英国国民拥有不容侵犯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些具体的个例，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当时清王朝专制体制的致命弊端，揭示出观念的落后、制度的缺失，正是一向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清帝国日渐衰颓的内在原因。这种建立在还原历史真相基础之上的分析，自然能够产生较强的说服力。
    对思想容量和深度的追求，已经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如果说《大国商帮》将这一点推进到了一种极致状态，应该不会有人质疑。强烈的思辨性，成就了这部作品最为突出的文体特质。创作者鲜明的主体意识当然是最关键的，数十万字的篇幅，也为这种思辨的充分展开提供了开阔裕如的空间。在许多其他作品中，思想性的体现方式，通常是以一种已然成形的观念来解说、阐释、印证具体的现象，但在这部作品中，不独观念，连观念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受到关注。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层层诘问、相互对比，思辨的展开本身就呈现出一种独立自足的品格，使阅读成为一个思维激荡的过程。这当然会有助于读者深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探究对于现实的启示意义，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作为以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为观照对象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此。当前备受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要实现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两大目标，都需要具备开拓、创新、进取的意识。这种精神曾经成就了历史上粤商群体的辉煌，也可以有效地转化为今天我们拥抱世界的精神资源。这未必是作者写作此书时的初衷，但二者之间显然具有内在逻辑的相通性。历史对于现实的映照和启发作用是真实的，也是以一种普遍联系的方式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