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正是在“以诗说诗”、回到诗作本身的观念引导下，朱熹以为：“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黎靖德 80: 2085)。 这里所说的“只将本文熟读玩味”，宜与《诗集传序》最后部分回答“其学之也当奈何”的段落对读。关于“学诗之大旨”，朱熹一方面对严格依循《诗》本身的特点提出要求——“本之二南”、“参之列国”、“正之于雅”、“和之于颂”；另一方面，也从“章句”、“训诂”、“讽咏”、“涵濡”等方面概括地提出了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章句和训诂，是理解任何古典经典的前提，讽咏和涵濡则更切近《诗》之为诗的本质特征。 特别是“涵濡”一词，朱熹间以“涵泳”一词代替，曾在多个地方以不同方式表达，应该说并不是《诗集传序》中独有的概念，它显然与朱熹整个《诗》学思想一脉相承。 比如，《朱子语类》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对答： 问：“看诗如何？”曰：“方看得《关雎》一篇，为有疑处。”曰：“未要去讨疑处。只熟看某注得训诂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议论，往往里面曲折其实未晓，只仿佛见得，便自虚说耳，恐不济事。”(黎靖德 80: 2088) 这段话中，“玩索涵泳”的意思，又在另两处出现：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黎靖德 80: 2068)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熟读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得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须是杀了那走作的心，方可读书。”(黎靖德 80: 2087) 《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中，类似的说法亦复不少。表面看来，朱熹这里不过是在讨论读书法或读《诗》法，但其中蕴含的意思却是很清楚的。是《诗》的本文而非汉儒的《小序》乃是涵濡、讽咏的对象。正是在熟读玩味本文之滋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见出义理，而不是相反。本文即诗本身才是意义的直接来源。 因而，《诗集传序》对《诗大序》的曲折修正，就不仅是置“性”、“欲”于“风”、“教”之前，以及以理学悄然替换经学这两项内容。当朱熹在检验《小序》真确性的同时一再强调“讽咏”、“涵濡”，他已经把对《诗》的最终解释权不自知地交还给了每一个读《诗》者。 细究朱熹的这些言说，如钱穆所言，反映了作为一代理学家“能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并“解脱了经学的束缚，而回归到理学家的义理”的风貌(4: 61)。但以文学家的眼光读《诗》，不是朱熹的真正意图，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无论原来用于《诗集解》的序言是由于偶然还是出于有意为之的安排，被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从这个“美丽的错误”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宋儒朱熹从实质上改写《诗序》——无论是《大序》还是《小序》——的意图。因为这种改写，《诗经》解释传统和文学与思想史的版图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通过在表面上照着汉儒继续往下讲、而实际谋求深刻变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朱子这种“以诗说诗”、“玩索涵泳”的原则，也许反过来会背离他的理学原则；他对汉儒的巧妙修正乃至公然反动，也并不必然带来“性情之正”和“修齐治平”的正面结果。至于此后数百年间官方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巨大“哀荣”，就更无法让我们忽视他解《诗》的原则与他的整体思想主张之间的强烈反差了，毕竟思想史自有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