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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集传序》的上述重要思想调整，显然在对《诗经》的整体解释上有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实质性突破。通过此，朱熹甚至在宏观上完成了《诗集传序》与《诗大序》的某种协调，并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诗经》学观念。在基本理清朱熹与《诗大序》关系的基础上，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朱熹《诗经》学思想与《小序》的关联。 《诗集解》的修订过程，是朱熹逐步从宗《小序》到疑《小序》的过程，而《诗集传》很可能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产物。但是否如朱鉴所说，朱子后期走向“尽去《小序》”的极端，我们不宜贸然做出结论。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应该比较公允。② 正是在这样对《小序》“有取有舍”的过程中，朱熹《诗集传序》体现的基本思想观念也逐步开始成形。换言之，正像《大序》、《小序》无法机械分开一样，朱熹对《小序》所采取的遵从或否定态度，也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朱熹对《大序》的认识相关，也与他《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相关。 兹举几个朱熹表达对《小序》看法的例子。首先是两段从整体上否定《小序》的话： 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曾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解。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黎靖德 80: 2078) 《诗序》全不可信。如何定指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云。(黎靖德 80: 2074) 也有结合具体作品做出分析的，如：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极多。(黎靖德 80: 2075)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辩诗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到《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部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黎靖德 80: 2076) 因论《诗》，历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久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为“亲睦九族”［……］随文生意，无复理论。(黎靖德 80: 2075) 关于如何看待《小序》，朱熹还回忆了自己与吕祖谦的一段争论，从中可以进一步看出他主张“去《序》”的根本原因： 某云：“无证而可疑者，是当阙之。不可据《序》做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黎靖德 80: 2077) 上述数则引文，看似孤立的个案，却透露了朱熹《诗经》学的整体观念。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与《诗集传序》的某些对话关系。 与《诗集传序》回答“诗何为而作”这个问题时朱熹从人性之本然出发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对《诗经》的读解中，朱熹也期望回到诗作本身，做到“以诗说诗”，而非“以《序》解诗”。即不被汉儒的观念遮蔽对《诗》本身的认识，从而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曲意附会、牵合《小序》的意思，削足适履。至于汉儒在《大序》、《小序》中道出的正确观念或解诗细节，不妨采而信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