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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我们看到的《诗集传序》并非为通行本《诗集传》所撰写，而是朱熹此前为其“失败之作”《诗集解》写的序言。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处于朱熹思想转折期的过渡性文本，试图揭示此序与《诗序》——《大序》、《小序》的对话关系。在展开《诗集传序》与其他相关文本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朱熹所做的内在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意将人性(“性”、“欲”)置于汉儒的“风”、“教”之先；其二，以理学悄然置换汉儒的经学；其三，通过刻意强调“以诗说诗”、“将本文熟读玩味”，试图把《诗经》的解释权重新交还给每一个读者。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诗集传序》乃是《诗经》解释传统由政治解释转向文学解释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 键 词】诗经解释学/诗教/文本/政治/人性 【作者简介】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所集注的《诗经》读本，无论在《诗经》学史还是整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该书至少通行八百年，它的压倒性影响，明清时代甚至已经到了一般读者不知有汉、唐版本的程度。 不过，人们事实上并不完全确知今本《诗集传》究竟成于何年何月；所能确定的只是，今本——四部丛刊的二十卷通行本——与一般认为完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丁酉的初本有很大差异。①至少，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十五岁的晦庵先生还在修改他的这部重要著述。 朱子基于什么原因、并依据什么原则从事修改工作？他是否既修改自身，也修改前人的观念？这些修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诗经》解释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折射了中国主流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嬗变？ 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诗集传序》下的一个简短说明，一直是人们了解朱子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据：“《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20)。按照朱鉴的这一说法，朱子诗经学最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存序”和“废序”这个关节点，或者说集中表现在对《毛序》乃至整个汉代《诗》学的态度上。这与现代学人的观念可以互相参照，比如郑振铎就认为“(《诗集传》)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著作”(26)，因而在《诗经》解释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倘若答案如此简单，则似乎《诗集传序》在今本《诗集传》中的存留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要问：如果后期朱熹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期朱熹，在《诗集传》中还有理由保留旧序吗？这是后人的僭越之举，还是另有其合理性？ 今本依然保留的所谓“旧序”，事实上并非特别为《诗集传》所作，而是朱熹的旧有之作。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有过下述判断： 此序乃是其(辉按：指朱熹)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诗传遗说》编于端平二年(辉按：即公元1235年)，既云“遗说”，乃是搜辑朱熹《文集》、《语类》中论诗之语编成，而凡《诗集传》中说均不录；朱鉴既将此序亦采入《遗说》，足证至端平二年此序尚不在《诗集传》中，其原为《诗集解》之序显然可见。朱熹乃是在是年序定《诗集解》以后开始作《诗集传》的。(591－92) 根据束景南的考断，朱熹先后对草成于隆兴元年(1163年)的《诗集解》做过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是乾道九年(1165年)；而第三次则是淳熙四年(1177年)，是年乃为《诗集解序》——也即后来《诗集传》的“旧序”——的“序定之年”。 束景南的上述论断，不仅告诉我们《诗集传》与《诗集解》的内在联系——甚至是承继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诗集传序》事实上乃是朱熹长期研究和解读《诗经》的成果。尽管直到端平二年(1235年)的《诗集传》版本中，还没有收入今本中的《诗集传序》，但此序的形成，无疑是朱熹长期修正自己《诗》学观点所做出的重要总结，是某种转折的标志。因此，将之置于《诗集传》之首，并不能简单视为权宜之计。或如钱穆所言，这样做至少“似亦无伤”。 目前的材料也只能证明，《诗集传序》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更有可能是后代编者而非朱熹本人所为。但恰恰是由于《诗集传序》这一文本在时间上的承继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无形中提示我们需要将“存序”甚至“宗序”时期的朱熹与“去序”或“疑序”时期的朱熹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朱熹，也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诗经》学史。 甚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诗集传序》作为一个参照，透过它反观《诗大序》和《小序》，反观《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诗》段落。这样做，将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重要文献本身，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宋儒在诗之本质、诗教等问题上与汉儒的对话关系，并间接从中看到现代《诗经》学的某些遥远雏形，从而回顾和反思对民族之书——《诗经》所做文学与政治的解释，究竟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