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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传序》论说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 张辉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目前我们看到的《诗集传序》并非为通行本《诗集传》所撰写,而是朱熹此前为其“失败之作”《诗集解》写的序言。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处于朱熹思想转折期的过渡性文本,试图揭示此序与《诗序》——《大序》、《小序》的对话关系。在展开《诗集传序》与其他相关文本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朱熹所做的内在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意将人性(“性”、“欲”)置于汉儒的“风”、“教”之先;其二,以理学悄然置换汉儒的经学;其三,通过刻意强调“以诗说诗”、“将本文熟读玩味”,试图把《诗经》的解释权重新交还给每一个读者。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诗集传序》乃是《诗经》解释传统由政治解释转向文学解释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 键 词】诗经解释学/诗教/文本/政治/人性
    【作者简介】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熹(1130-1200)的《诗集传》,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所集注的《诗经》读本,无论在《诗经》学史还是整个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该书至少通行八百年,它的压倒性影响,明清时代甚至已经到了一般读者不知有汉、唐版本的程度。
    不过,人们事实上并不完全确知今本《诗集传》究竟成于何年何月;所能确定的只是,今本——四部丛刊的二十卷通行本——与一般认为完成于宋淳熙四年(1177年)丁酉的初本有很大差异。①至少,直到绍熙五年(1194年),六十五岁的晦庵先生还在修改他的这部重要著述。
    朱子基于什么原因、并依据什么原则从事修改工作?他是否既修改自身,也修改前人的观念?这些修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诗经》解释史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折射了中国主流文学和思想观念的嬗变?
    朱熹的孙子朱鉴在《诗传遗说》卷二《诗集传序》下的一个简短说明,一直是人们了解朱子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据:“《诗传》旧序,此乃先生丁酉岁用《小序》解《诗》时所作。后乃尽去《小序》”(20)。按照朱鉴的这一说法,朱子诗经学最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存序”和“废序”这个关节点,或者说集中表现在对《毛序》乃至整个汉代《诗》学的态度上。这与现代学人的观念可以互相参照,比如郑振铎就认为“(《诗集传》)此书为攻击《毛诗序》的最重要著作”(26),因而在《诗经》解释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倘若答案如此简单,则似乎《诗集传序》在今本《诗集传》中的存留就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我们要问:如果后期朱熹从根本上否定了前期朱熹,在《诗集传》中还有理由保留旧序吗?这是后人的僭越之举,还是另有其合理性?
    今本依然保留的所谓“旧序”,事实上并非特别为《诗集传》所作,而是朱熹的旧有之作。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有过下述判断:
    此序乃是其(辉按:指朱熹)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诗传遗说》编于端平二年(辉按:即公元1235年),既云“遗说”,乃是搜辑朱熹《文集》、《语类》中论诗之语编成,而凡《诗集传》中说均不录;朱鉴既将此序亦采入《遗说》,足证至端平二年此序尚不在《诗集传》中,其原为《诗集解》之序显然可见。朱熹乃是在是年序定《诗集解》以后开始作《诗集传》的。(591-92)
    根据束景南的考断,朱熹先后对草成于隆兴元年(1163年)的《诗集解》做过三次修改。第二次修改是乾道九年(1165年);而第三次则是淳熙四年(1177年),是年乃为《诗集解序》——也即后来《诗集传》的“旧序”——的“序定之年”。
    束景南的上述论断,不仅告诉我们《诗集传》与《诗集解》的内在联系——甚至是承继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诗集传序》事实上乃是朱熹长期研究和解读《诗经》的成果。尽管直到端平二年(1235年)的《诗集传》版本中,还没有收入今本中的《诗集传序》,但此序的形成,无疑是朱熹长期修正自己《诗》学观点所做出的重要总结,是某种转折的标志。因此,将之置于《诗集传》之首,并不能简单视为权宜之计。或如钱穆所言,这样做至少“似亦无伤”。
    目前的材料也只能证明,《诗集传序》置于今本《诗集传》之首,更有可能是后代编者而非朱熹本人所为。但恰恰是由于《诗集传序》这一文本在时间上的承继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无形中提示我们需要将“存序”甚至“宗序”时期的朱熹与“去序”或“疑序”时期的朱熹联系起来,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朱熹,也使我们看到转变中的《诗经》学史。
    甚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诗集传序》作为一个参照,透过它反观《诗大序》和《小序》,反观《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论《诗》段落。这样做,将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篇重要文献本身,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宋儒在诗之本质、诗教等问题上与汉儒的对话关系,并间接从中看到现代《诗经》学的某些遥远雏形,从而回顾和反思对民族之书——《诗经》所做文学与政治的解释,究竟给我们什么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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