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三都赋》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形成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由以上分析可知，《魏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是为了表现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左思《三都赋》对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与表现有着深层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今天我们阅读《三都赋》，想到更多的是“洛阳纸贵”的佳话，以至于我们会产生《魏都赋》是描写洛阳的误会。但《三都赋》为什么成为“畅销书”，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由于左思请名人作序，产生伯乐相马的名人效应，见于《世说新语·文学》篇及《晋书·左思传》中的记载。还有一种说法是《三都赋》兼具类书字典的性质，故人人传抄。如袁枚、章学诚、章炳麟、钱钟书等人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也是目前解释洛阳纸贵的主要原因。但洛阳纸贵除了伯乐相马的名人效应及兼具类书的功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们从张华的赞美及张华对《三都赋》产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11]2377的阅读体验，以及才子陆机欲赋三都却辍笔的改变，可以这么认为，《三都赋》产生的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除了名人延誉或兼具类书的性质这些原因之外，与《三都赋》契合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三国迄于西晋争夺政权正统这样重大的建国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都赋》表达的魏为正统、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有三国争统的历史背景与晋朝确立正统的政治需求。随着曹丕、刘备、孙权先后称帝，三国鼎立局面的正式形成，三国之间或盟或战，时有变化，但三国各自以天命自居正统，始终贯穿整个三国的历史。曹魏自以禅让之名自居正统，《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详细援引了当时主要王公大臣诸如李伏、刘廙、辛毗、刘晔、桓阶、陈矫、陈群、王毖、董遇、许芝、司马懿、郑浑、羊祕、鲍勋、武周、刘若、华歆、贾诩、王朗等前后三番五次上书奏请曹丕应天承命、禅汉称帝的奏书，从中可以看出，曹魏以禅让之名自居正统，也是当时曹魏主要王公大臣普遍认可的。 当然，曹丕禅汉称帝，不可能得到蜀吴的认同。曹丕称帝后的第二年，蜀汉王公大臣许靖、麋竺、诸葛亮、赖恭、黄柱、王谋等奏请刘备称帝时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考省《灵图》，启发谶、纬，神明之表，名讳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天下幸甚……”[8]888-889视曹丕禅汉为篡弑，视刘备为汉室之后。刘备在群臣的拥戴下，以汉室刘宗之后的名义，在成都即皇帝位。曹魏不仅以禅让之名自居正统地位，同时对吴蜀还有处于华夏地域的正统优越感。如魏文帝黄初四年(223)，魏大臣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蜀汉举国称藩。诸葛亮在这种情况下作了一篇《正议》，表达了他的观点：正统地位并不在于是否“处华夏”，而在“据正道”，即诸葛亮所谓“正议”之正也，同时文中指斥了曹魏禅让的虚伪矫饰[8]918-919。作于魏明帝太和元年(227)的《出师表》中言：“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8]920诸葛亮屡次北伐也都是“据道讨淫”、兴复汉室信念的表现。 东吴与蜀时战时盟，与魏时臣时否，也都是审时度势的外交策略，骨子里却也是以天命自居正统的。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孙权称帝，其《告天文》云，“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显然是对蜀汉自称是汉室命脉延续的否定。又言“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淫名乱制”，对曹魏禅让政权也加以指斥。又曰：“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8]1135-1136则完全把自己当作奉天承运的天子。孙权未把蜀汉看作正统，但为了争取与蜀汉联盟，派人使蜀，“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可见，蜀汉议者既不以曹魏为帝，同时也认为世不二帝，不同意承认孙吴称帝。诸葛亮为解除北伐中原的东顾之忧，“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也是权宜之计，诸葛亮始终没有放弃蜀汉为正统的观点[8]923-924。 西晋立国后15年才灭吴，天下一统。从一些史料看，灭吴前后仍存在着政权合理性即正统的争论。西晋前期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傅玄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灭吴前二年，他写过一篇《正都赋》，此赋虽已残，但肯定写于吴亡前。从其篇名来看，应是三国鼎立正统之争的余绪。如果说前引诸葛亮《正议》之“正”强调的是“据道之正”与蜀汉正统，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傅玄之《正都》之“正”，应是从都城的角度强调的是居天下之正，即“处华夏”之正，所包含的内容应与皇甫谧《三都赋序》言左思创作《三都赋》“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意同。身为东吴名将之后的陆机，他在吴亡后写下著名的《辨亡论》，虽然重点探讨吴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用人不当，但文中提到如果吴主能够从善如流，励精图治，吴不至于灭亡，或许仍能统一天下。他与弟陆云于吴亡后十年入洛，虽抱“志匡世难”的抱负，但遭北人轻视。陆机在洛阳为著作郎时，曾上表推荐贺循与郭纳，两人均是江南贤俊。陆机将两人多年不得晋升的情况扩展到政治与地域的关系加以阐述，尤其突出江南人士如扬州、荆州等地朝中无一郎官，而这两地均属吴旧地，很明显包含对于朝廷对“新邦”旧国不公的不平。可以说，虽然西晋一统，但三国争统的影响并未随着蜀吴两国的灭亡而消失，对南北士人的心理影响仍然存在。左思《三都赋》中魏国先生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居高临下的教育态度、赋中对偏于南方的西蜀与东吴的地域歧视，也都有现实的影子。所以，《文选》李善注所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应是有三国争统及其余绪存在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的一种解释。 虽然从三国至西晋都存在三国争统的现象，其余绪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由于西晋建立同样是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故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利用禅让确立其政权的正统与合法地位，是西晋统治者所积极提倡的。正始十年(490)，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从曹爽手中夺回大权，此后其二子司马师废魏王曹芳、司马昭弑高贵乡公曹髦，文人士大夫嵇康与阮籍等人或显或隐的不合作态度，还有王凌、李丰、夏侯玄、毋丘俭、文钦、诸葛诞、钟会等人的不断谋反，都说明魏晋易代之际政治残酷虚伪，政权动荡不安。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情形之下，禅让之名无疑成了篡夺政权的遮羞布，承认曹魏正统、晋承魏统无疑成为确定西晋政权合法地位的有利的政权更替理论，这不仅是统治者提倡与宣传的观点，同时也成为由魏到晋的文人士大夫所认可的政治伦理。统治阶层不遗余力地加以引导、宣扬，魏帝的禅让文中明言“肆予一人，和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希望晋王司马炎“钦顺天命”，继承大统。司马炎也以晋承魏统以示天下，继位后的第二年，有司奏：“大晋继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应天顺时，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这一奏议得到了晋武帝的批准[11]50,54。同年傅玄受命作郊祀歌，其中有云：“天祚有晋，其命维新。受终于魏，奄有兆民。”[11]680这种正统观也逐渐成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政治伦理，如陈寿蜀亡后入晋，撰《三国志》，虽然学界对陈寿的正统观有所争论，但不难看出，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在《三国志》中无疑是明显处于主流的。《三国志》中对高平陵事变始末、曹芳被废的经过以及曹髦被弑的记述，与裴松之注引的其他一些史料及《晋书》的记载相较，都采用了一种有利于司马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晋禅曹魏的合理性。陈寿为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合写的《三少帝纪》的评论言：“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8]154对曹芳被废、曹髦被弑，陈寿均认为是自蹈大祸，对曹奂的禅让则褒赞有加。不管是陈寿刻意回避也好，还是陈寿的真实想法也罢，但至少以他史家的身份，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晋禅曹魏合理性的认同。 时至东晋，曹魏正统及晋承魏统的正统观发生了改变，习凿齿是代表。习氏著《汉晋春秋》，就直接以晋承汉，否定晋承魏统。《晋书·习凿齿传》载：“或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于汉，而吾子谓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这里的“或问”对“晋承汉统”论提出两个反问：一是魏武帝曹操功盖中夏，魏文帝曹丕禅汉建魏，如果说汉终有晋，晋承汉统，岂不抹杀了曹魏在历史上的功劳，怎能与实际情况相符？二是长期以来，晋臣皆认同晋承魏统，那么否认曹魏的正统，也就等于否定了晋的正统，晋臣岂能同意此种观点？这个“或问”非常具有代表性地说明了从魏迄于习凿齿时代曹魏正统、晋承魏统观点的普遍性。习凿齿的回答也主要是从以上两个反问展开的，首先他认为曹魏并没有结束三国鼎立局面，而“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其次，他认为“魏之见废，晋道亦病”的晋承魏统的观念是建立在“晋尝事魏，惧伤皇德，拘惜禅名，谓不可割”的认识之上的，司马懿仕魏是“逼于性命，举非择木”，晋禅曹魏也不同于尧舜禅让。所以，习氏认为“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因而，“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晋承汉统“此乃实尊我晋也”。习氏的“以晋承汉”开后世“帝蜀寇曹”之说。据《晋书》本传载：“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11]2154-2158可见，习氏之所以著《汉晋春秋》，与当时权臣桓温欲篡晋有关，以此裁抑桓温野心。此外，与东晋政治中心南迁也不无关联。也可看出，对三国曹魏的态度绝不仅是对三国分出孰高孰下的一个历史评价问题，同时关涉到西晋与东晋对自身政权定位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三都赋》中左思以曹魏为正统的观点以及晋承魏统的看法，反映了曹魏以迄西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流思想。左思成功地运用了大赋的政治文化功能，巧设三人递转诘难，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时期魏蜀吴三国正统问题以及西晋政权正统问题的争论与思考。这不仅决定了左思《魏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而且也是产生“洛阳纸贵”效应的深层历史与政治背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