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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都赋》的文化地理观与邺都的选择 “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天下一统的正统观看似是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但与文化地理观有着莫大的关联。《三都赋》在表述正统观时，始终体现出文化地理观的观照，这也是《三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原因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三都赋》中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对西蜀与东吴的山川地势、地方物产、风土人情等方面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夸耀。《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夸耀“蜀都之事”，先写蜀地东南西北的山川形势，各方物产，接着重点写成都的地势、物产、富庶与繁华，最后称扬蜀都的人杰地灵，远则有传说中的化碧苌弘、望帝杜宇，“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如司马相如、严君平、王褒与扬雄，以及于蜀地称帝自王的公孙述与刘备。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西蜀公子在称述蜀地山川形势、成都富庶繁华之后言：“焉独三川，为世朝市？”刘逵注：“张仪曰：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言下之意谓蜀都亦自可与三川周室之地相媲美。黄侃《文选平点》更言：“此言正统不必在中原，自金行南宅，盖信此言为非谬。”[5]卷四，54西蜀公子所言“蜀都之事”并非一般的地理与物产的夸耀，而是通过此种夸耀表示蜀汉立国的自然、物质与人文条件。与吴、魏相较，西蜀开发相对较迟，故对西蜀的历史只用“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一句带过。很显然，西蜀公子的夸述是为了说明蜀地具备“帝王之宅”、“王者之里”的条件，《蜀都赋》在“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的夸述中，为蜀都在三都中争地位的用意甚显。 在东吴王孙看来，东吴不仅在文化上胜出西蜀，即使就地理论都而言，蜀国也是无法与东吴相比的。东吴王孙夸述了东吴的建都历史，赋从“徒观其郊隧之内奥，都邑之纲纪。霸王之所根柢，开国之所基趾”讲起，其用意在于突出自周泰伯至吴王夫差，吴在周代，世世称王的历史。“所以经始，用累千祀”，即经营都邑之初，就有累代相传的用意，所谓“宪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降至孙权，“起寝庙于武昌，作离宫于建业”，他效法吴王阖闾与夫差的做法，建起了神龙、临海、赤乌等著名宫殿，雕栏画栋，富丽堂皇。孙权于229年四月于武昌称帝，九月迁都建业。故赋中云“虽兹宅之夸丽，曾未足以少宁。思比屋于倾宫，毕结瑶而构琼”，应是指孙权迁都建业后对都城更进一步的“夸丽”建设而言。赋的主体部分虽然是重在表现东吴的“巨丽”，但“巨丽”的背后有东吴王孙夸耀的理念，即地势的屏障、物产的丰富、繁华的都市及悍勇的将士与尚武的民风，这一切都是东吴称王条件，也显示了东吴具有的王者气象。 我们不难看到，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在所持正统论上虽有驳难，但在对都城的建设上都趋于夸耀，在地域的态度上均是倾向山川形胜、物产丰饶与都市繁华方面的夸饰。 《魏都赋》是魏国先生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二位的批评。魏国先生的批评有个总纲，即“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这一总纲，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天子所居之地与都城所在的位置都以中原地区为喉舌，而不是边远地区为襟要的；二是从治国的理念上看，能够长治久安与造福百姓的，是以道德作为治国的屏障，而不是依靠险要的地理作为保护。而这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即中原地区比西蜀与东吴更具文化地理上的优越性。因而，魏国先生无论是对两者的批评还是对魏国的褒扬，也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对吴蜀二人的言论，魏国先生就是将地处僻远与文明缺乏联系起来进行批评的。在《魏都赋》的开头，魏国先生明确指出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竟不能明晓曹魏禅汉作为天下正统的意义，不能称臣朝觐于曹魏，却与蛮夷相随，安于绝域，荣其纹身，恃山川之险，吐夸饰之辞，言行与王者之义相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他们没有意识到北方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及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所谓“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濬，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恃险与失王者之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赋的结尾，魏国先生更是对两国的地理与风俗进行了贬抑，如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夸耀的山川之胜，魏国先生则认为吴蜀两国实乃山阻水险、日月亏蔽、潮湿秽浊、暑气瘴疠、毒虫猛兽出没之地，秦汉时乃罪人流放之处，人的相貌丑陋，虚弱寿短，民风俗陋，不讲威仪，缺少法度。而更可怕的是“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西蜀多山，蜀人多与禽鸟为伍；东吴多水，吴人多与鱼鳖为伴。而两个“自以为”意在嘲讽蜀吴民风俗陋而不自知。吴蜀两国“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业则亦颠沛”，明确指出僻处边夷与文化缺失是导致蜀吴灭亡的根本性因素。 魏国先生将地域与文化结合起来，这既是批评蜀吴的文化地理观，也是赞扬曹魏的文化地理观。魏武帝曹操在汉末动荡、洛阳残破的情形之下，于魏地开创基业，在邺城建都，一是因魏在冀州分野之内，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生活着舜、禹的后代，是先王的故土，有列圣的遗迹。二是魏地“考之四隈，则八埏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即魏地处天地之中，霜露所均，天地所赐易生之地，完全不像僻处边远的西蜀与东吴，熇暑瘴疠。且魏地疆域，“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文选》张载注曰：“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内、魏郡，北得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东得平原，西得东平，凡十郡，以此为魏之本国，盖冀州之地。”曹操所建“魏之本国”主要处于河北平原，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物产丰富，适宜人居。三是风俗淳厚，即使衰世，盛德仍被之管弦。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天时地利与人文积淀的魏地，曹操应天之命，于魏地开创了大业。 从魏国先生对西蜀与东吴恃险夸述的批评以及对曹魏地域的界定，可以看出左思的文化地理观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他继承了北方地域文化中心论。从现存文献看，于省吾先生《释中国》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一词及《尚书·梓材》，指出“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并认为“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6]1516-1517。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极度膨胀化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成大一统时代对边远四方的地理控制方式，要么采用德柔的方式即以德徕远，要么以北方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优越感排斥边远四夷，乃至放弃对边远之地的控制。西周穆王将伐犬戎，祭仲就劝谏穆王应以德徕远，而不是师出无名，无端征伐。西汉时汉武帝开发四边，当时大臣如公孙弘、田蚡、淮南王刘安等就以西蜀、闽越等乃边远无用之地，劝谏汉武帝放弃。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珠厓(在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又反，贾谊曾孙贾捐之建议放弃珠厓。贾捐之所作的《弃珠厓议》②一文首先否定了以实际疆域大小作为判断国家强盛的依据，提出仁者无疆的文化地理观。虽然在左思之前中原文化中心论的观点更多侧重于中原对四夷或征伐或羁縻的政治策略考虑，左思《魏都赋》更多是引用这一文化地理观论述以曹魏正统的地位，但左思受到传统的北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是无疑的。此外，左思《魏都赋》中对西蜀与东吴之地山川民俗的贬抑，也多有沿袭刘安与贾捐之之处。如《魏都赋》言：“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贾捐之就有过这种对吴蜀百姓如禽鸟鱼鳖的贬损言论，如其《弃珠厓议》言：“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又言“其民譬犹鱼鳖”。又如《魏都赋》言：“山阜猥积而崎岖，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薮石留而芜秽。穷岫泄云，日月恒翳。宅土熇暑，封疆瘴疠。蔡莽螫刺，昆虫毒噬。”吴蜀僻处险要，气候不宜人居。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云，越地“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7]2777-2785。贾捐之《弃珠厓议》也言，“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由此可见，其间的思想与表达的传承是显而易见的。周汉一统时代形成的强大的北方中心的文化地理思维，在魏蜀吴三国建都与正统的争论和陈述上，很显然成为魏国先生重要的理论依据而在赋中得到集中阐述。 曹丕于220年十月禅汉，于次年迁都洛阳，至265年魏帝曹奂禅位司马氏，洛阳为曹魏都城长达45年。而从洛阳的文化地理意蕴而言，洛阳在西周就已确立了北方地理与政治中心的地位，从这一角度而言，左思选择洛阳作为魏都的代表，似比选择邺都更为合理。但如果我们将邺都的选择放在《三都赋》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三都赋》所要表达的主旨不在于建都的优劣，而在于正统问题的争论。对魏国而言，以禅让确定其正统地位是其焦点之一，而正如上文已指出的，邺都承载着魏武帝曹操奉天创魏的历史业绩，这是左思在继承北方地域中心文化地理观的同时，又选择邺都加以描写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从西周开始，洛阳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中国四方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一统时代政治中心的地位。西周虽然建都镐京，但从周武王开始就营建洛阳，说明洛阳在政治与地理上的重要意义。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及章帝三朝存在定都洛阳与长安的争论，东汉前期出现的京都题材的赋作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汉明帝“述颂汉德”的政治导向下，班固《东都赋》将长安与洛阳进行对比。其中言：“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1]34-35五个对比句式连贯而下，就是为了突出洛阳在一统时代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与政治上的意义。隋炀帝继位伊始，准备迁都洛阳，发诏天下时仍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域与政治地位作为迁都洛阳的理由，并说明自古帝王皆留意洛阳，或因九州未一，或因财政问题，未遑顾及“作洛之制”即迁都或修缮洛阳③。洛阳在汉末动乱尤其是董卓之乱中遭受兵燹，残破不堪，虽经魏文帝与魏明帝等多次修缮，然无法恢复昔日的繁华。曹魏立国之后，大臣谏阻帝王的两大事情，一是对外要谨慎兴兵讨伐吴蜀，二是对内谏阻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二帝在修缮洛阳的过程中，遭到曹魏大臣多次谏阻。陈寿《三国志·明帝纪》评曰：“于时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8]115也认为大修宫馆是四海分崩、百姓凋弊之时的不当之举。且曹丕虽禅汉称帝，但尚未统一天下；虽定都洛阳，但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资质。洛阳作为一统天下的中心地位的意义与价值，在三国时的曹魏并未完全具备，既都洛阳而又一统天下的历史任务是由禅魏的西晋来完成的，这既是左思《魏都赋》虽未以洛阳为主，但在赋的结尾强调“日不双丽，世不两帝”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魏都赋》选择邺都进行描写的又一重要的文化地理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