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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关 键 词】左思/《三都赋》/邺都/正统观/文化地理观/三国争统/晋承魏统 【作者简介】王德华，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 左思以“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的诗赋创作，在西晋文坛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他的《三都赋》留下“洛阳纸贵”的佳话。因曹魏、西晋皆建都洛阳，很易造成三都之“魏都”以描写都城洛阳为主的误会。但正是这一易于产生误会的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左思《三都赋》为何不以洛阳为主，而选择了作为陪都的邺都？又为何造成写邺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的轰动效应？皇甫谧《三都赋序》言左思创作《三都赋》的目的是“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由此可见，左思选择与描写的邺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本文拟从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文化地理观、征实的创作倾向，探究《魏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并对“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左思《三都赋》晋承魏统的正统观与邺都的选择 晋承魏统的正统观涉及左思创作《三都赋》主旨及目的。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指出。《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①[1]7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言：“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2]卷五一，378“是非”是什么？“众惑”又表现在哪里？臧荣绪及李善均未说明，王鸣盛显受启发，明言“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看来在或“抑”或“申”魏、蜀、吴三都问题上是有争论的，而左思作《三都赋》的目的是“申”三国时的“魏都”并借此表现“晋承魏统”，有明显的现实用意。 就《三都赋》文本本身来看，王鸣盛的观点是成立的。《蜀都赋》在描写的过程中，有两处笔墨值得注意：一是开篇在夸耀蜀都之前，西蜀公子所言“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天文地理，九州各有其域，万国杂列其中。曹魏之前，周汉都城皆在河洛，即“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西蜀公子在具体夸耀“蜀都之事”前言及此事，有为蜀都争“帝皇之宅”与“王者之里”的用意。二是赋文结尾在述及蜀地人杰地灵、公孙述与刘备称帝自王后言：“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最后总括一句：“故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因此赋是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对话，故此处的“兼诸夏之富有”系指东吴，东吴既然兼有，暗指西蜀之缺失。那么，东吴所兼何指呢？诸夏指中原，“富有”语出《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唐孔颖达曰：“以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3]78《文选集注》引《抄》曰：“言虽有中国富多所有，亦不如我蜀之无赀量也。”[4]79把“富有”理解为物质上的，恐失之于偏。从《吴都赋》来看，吴之于蜀，相对而言，其历史文化悠久，有周太伯、延陵季子之余风，此“富有”更多指向文化传承上的“富有”。但在西蜀公子看来，在两汉之际与汉末三国时代，蜀地成就了公孙述与刘备的帝王之业，特别是刘备，作为汉室刘氏之后，西蜀公子称其为“刘宗”，有延续汉室帝脉的意味，故云吴“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即蜀都的地位无可限量。 继《蜀都赋》后的《吴都赋》，东吴王孙批驳西蜀公子之言，一方面追溯历史，以吴为舜及秦皇汉武游历之地，而蜀没有王者遗迹可观；另一方面，蜀地虽有山川之阻，但从“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蜀地实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这为东吴王孙的夸吴提供了前提。与西蜀公子一样，东吴王孙也落入夸耀东吴“巨丽”的套路，只不过在此之前，东吴王孙首先祭起了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高节克让的大旗，这是蜀地所不具备的文化遗产。而周太伯与延陵季子的谦让之风以及吴王阖闾与吴王夫差的霸业，更足以说明东吴悠久的文化历史与王者风范。这样的条件即使与中原相比，物质上也令中原贵其宝丽；人文与文化上，舜禹南巡没齿忘归，说明东吴奇丽的山川对舜禹这样的圣人的吸引力。由此亦可见西蜀与东吴的巨大差异，正如萤火之光与太阳无法相提并论。 上文言及，西蜀公子曾说蜀地山川险阻，“公孙跃马而称帝，刘宗下辇而自王”，称刘备为“刘宗”，显然有视西蜀为汉室血脉的用意。而东吴王孙虽未明显作出批驳，但从他言“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来看，将“刘宗”改为“诸葛”，很显然并不承认西蜀公子“血脉”正统的观点。《魏都赋》中也出现“刘宗”一词，即魏国先生所说的“刘宗委驭，巽其神器”，而此“刘宗”是指汉献帝而非刘备，因而，魏国先生也不把刘备当作汉室的正统血脉。如果我们将西蜀公子的观点概括为“汉蜀血脉正统论”的话，那么，对东吴王孙的言论我们可以用“周吴文化正统论”代之。而“周吴文化正统论”不仅仅是一种遥远的文化传承，而且从东吴王孙强调的周太伯与延陵季子之谦让之风来看，对曹魏假禅让之名篡夺神器的做法无疑也是一种嘲讽。 不论是西蜀的血脉正统观还是东吴的文化正统观，两者都与周汉政治和文化相连。曹魏在这两方面不能求得理论支持，唯有以禅让即天命的方式，突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曹魏政权的真正建立虽始于曹丕，但从禅让的角度论曹魏的正统，为了突出曹魏应天承命所具备的政治实绩，就不得不从曹操封魏王、开基业写起。具体到都城，曹操在封地魏国建立的邺都无疑比洛阳承载着更多的政治业绩与文化内涵。因而，贯穿《魏都赋》的一个核心就是突出曹操在汉末动乱中的武功与文治，突出他重整天下的功业。《魏都赋》中魏国先生面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言论，在“将语子以神州之略，赤县之畿。魏都之卓荦，六合之枢机”时，首先总论魏武帝曹操开国之初所面临的汉纲解纽、天下动乱的现实，洛阳惨遭兵燹，天下化为战场，名城尽为丘墟。魏武帝曹操建国魏地，在邺城建都，是受自天命。在对邺都进行铺陈描绘之后，又着重歌颂了曹操的武功与文治、四夷归顺的王者气象以及嘉祥纷至、曹丕应天禅汉的情形。但也写到了魏帝曹奂禅让司马氏的魏晋禅让，并颂扬了曹魏的禅让美德。曹氏禅汉是天命所致，曹氏禅位于晋，也是“天禄有终”使然。故曹氏禅汉称王与让位称臣，深得天人之道，其至公的品德可与先代以禅让闻名天下的圣君相媲美。可以看出，对兼负禅代与禅让双重命运的曹氏，左思都以赞美之笔表述之，突破了朝代兴衰存亡的道德评判，其用意一方面是在三国鼎立中突出曹魏的正统地位，更深层次的是为晋承魏统的说法寻找理论依据。故赋最后言：“亮曰：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安得齐给守其小辩也哉！”所谓“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即是强调一统乃天下之至道。而“世不两帝”，一方面是对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争正统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晋禅代曹魏后一统天下的歌颂，所谓“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明显指向西晋的一统。 可以说，《三都赋》反映了三国鼎立、南北对峙情形下的正统之争，魏、蜀、吴三国所争并非建都问题，而是正统问题，深层指向则是承继魏统的西晋王朝的正统性与政权合法性问题。此赋从都城的角度说明曹魏禅汉的正当性与合天命，唯有邺都能担当起如此重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