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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国： 当乡村伦理逐渐衰落和失范、文学价值逐渐消解和沉沦、文学消费化使文学逐渐成为欲望商品之时，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的作家，通过童年叙事(包括少男少女形象塑造)，渗透乡村伦理救赎意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艺术。其他乡土文学往往以“老人”形象取胜，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周立波笔下的老孙头，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等等。里下河文学则独辟蹊径，以“儿童”(包括少男少女)形象见长，如汪曾祺笔下的小和尚和小村姑， 曹文轩笔下的青铜和葵花， 毕飞宇笔下的苏北少年等等，犹如一股清泉融入中国乡土文学河流。 里下河文学的童年叙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是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童年叙事策略，二是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的儿童文学书写，三是胡石言、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的童年视角叙事。这种童年叙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再现了现代童年生命状态和乡村伦理，丰富了回溯性视角的美学特质，为引导现实童年人生的美好发展提供了参照系，同时也为现实中成人自我生命省察提供了启示。 70多年前，沈从文就在慨叹：“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型范。”虽然怀着一股“沉忧隐痛”，但他毕竟以那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为我们留下了聊以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的精神桃源。里下河文学童年叙事之于乡村伦理救赎，其价值取向就在于为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打造精神桃源。这是一种具有地标性符号意义的文学现象，值得关注。 卞秋华： 里下河作家中，我一直关注刘仁前的创作，如果说《边城》是沈从文构建的一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香河》则是刘仁前描画的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梦幻。作者凭借自己对于这方水土的熟稔与钟情，构筑了一个个属于香河的小故事，却旨归出整个乡土中国农民的大归宿。 一是恒常与守旧。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世界似乎是个独立于时代洪流之中的绿岛。尽管小说背景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疯狂践踏文化与人性的时代，香河村却保留着对于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最为原始的崇拜与信奉。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习俗。逢满栽秧，五月裹粽，中秋送礼……说媒、望亲、订婚、迎娶、闹洞房……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组成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而这些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介入而背弃和改变。 二是流动与变异。读刘仁前的作品，多少总是能捕捉到汪曾祺小说的影子。这一点，也无须讳言，同属于里下河文学的二者，本身在文脉上就是一脉相传的。刘仁前的《香河》影影绰绰地呈现出了几许新变。特别是在“活着”这个内在逻辑的支配下，能够突破原先伦理道德构筑的稳定坚实的高墙，细看那些遍布的裂隙。作品最后以香河村柳安然的葬礼而结束。这无疑是个隐喻，预示着原本那个“诗书传家”的传统乡间秩序的崩塌以及一个恒常时代的结束。逝者如斯夫，在城市化的强大进程中，现实中的乡土不断沦陷和蚕食。而记忆中的乡村情感也在逐渐模糊和褪色。在《香河》之后，刘仁前又继续以柳家的第三代为主角创作了《浮城》，尽管仍然是香河子孙的故事，流变的脉络更为清晰。但是，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了。 罗望子： 这次里下河文学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前瞻性，契合了时代的脉搏。乡村社会伦理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应该有着怎样独特的反映？里下河文学对传统的乡村伦理应该怎样挽留和鉴别，对珍贵的乡村情感应该如何继承和重建，对乡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有着怎样的乡土馈赠，都是值得思考和表现的。里下河作家群也不像山药蛋派那样，非得打上标签。无论体裁、题材还是风格，这个群体本身都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多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离不开乡土，又不能局限于乡土。它必然从乡土出发，但绝不能止步于乡土。无论如何，它应当体现出我们心驰神往、时代渴求的迷人气质。 庞余亮： 我对汪曾祺的印象留存在几个细节里。我读他的第一本书是《晚饭花集》。当时我在学校当老师，把整个学校种满了晚饭花。后来我到湖南凤凰，看到沈从文墓前也有晚饭花。其实，晚饭花在我们那里又被称作无用的花，但我热爱这种花，就像热爱文学与写作一样。 在我出生的那个村镇，领导者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乡贤”，被称作“七十二把茶壶”，里下河文化中有一种传统的乡贤文化。如今，这种乡贤文化逐渐淡化，村庄也越来越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伦理被破坏。作为里下河的写作者，我将努力展现变化中的、当下的里下河风貌。我的中篇小说《出嫁时你哭不哭》以水乡婚俗为载体，写了一个已暗结珠胎的独生女出嫁的故事。我用“哭嫁”这个婚俗来询问每个水乡女子，谁还记得这样的婚俗？谁还遵循这样的婚俗？在暧昧的回音中，传统的乡村社会伦理已无法坚守，但新的碎片肯定在诞生。也只有抓住“新的碎片”，才能用文字写出无法坚守时人性的困境。也只有在那样的困境中，里下河文学写作才能找到一条通向大江大海的通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