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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进： 乡村社会伦理是广大乡村在某一个社会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矛盾、纠结、撞击后的一种积淀。它像是血液，自然地流淌在里下河乡村的肌体中。作家们描绘乡村生活，光有骨架是不够的，因为有了这种血液(乡村伦理)也就呈现出与别的地方不同的风情风俗画。里下河文学呈现了很多社会风貌，体现了里下河社会伦理关系。作为自小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老一辈人传扬的社会伦理观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心胸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或反叛。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伦理观肯定和现实中的社会伦理并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是大部分，异化的是少部分。但正是极少的那一点不同，才格外显眼。 季 进： 关于里下河文学，我有如下的看法。首先只要你有里下河生活记忆，它就转化为作家带不走的胎记，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作家都可以被纳入这个文学范畴，即便他们没有直接表现里下河生活，但是他们从小形成的看待、想象、表达世界的眼光是无法在作品中回避的。二是里下河文学作为文学共同体，可能它的想象成分并不多，很多是实质性的，既体现在表达方式上、内容上，也体现在对乡村伦理的诉求上。三是地方性解读很重要，也就是要从文化地理学上进行解读，从沈从文、汪曾祺到里下河文学的方面来进行解读。四是里下河作家的外国文学阅读经验，对文学的认知会反过来影响对本土生活的呈现，形成一种张力，成为一种独特的切入点。五是里下河文学的作家在重塑乡村伦理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温暖人心的力量、对重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的努力，具有启示意义。 何 平： “里下河文学现象”带有一种追认意味。被归入到“里下河文学”的作品，有些是源发性的，有些是事后归类进来的。里下河文学虽然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当年像汪曾祺、胡石言等并没有构成作家群体的气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毕飞宇、朱辉、鲁敏、庞余亮、刘仁前、鲁羊、朱文等具有里下河共同地缘乡籍的作家群体性涌现，里下河文学或作家群体才渐成气候。 里下河文学的研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研究比较多，对内部的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够充分；二是扎实的作家个案研究不是很多；三是对作家个体写作变化研究不充分；四是过于强调作家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对里下河作家超出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的写作部分关注不够。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可能很难体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殊性。比如，对于有些作家如朱文等，他们很少呈现乡村经验。我们在谈里下河地域文化特征时，强调乡村文化比较多，但对唐宋尤其是晚明以后该地域发育得比较充分的中国古典城市意识得不够，事实上，晚明以后的消费文化对里下河文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再有，评论家对散文和诗歌等文体研究得不够充分，多集中在小说上面。 关于乡村伦理，里下河地区乡村伦理以及整个乡村的变动和整个中国的变化有一个时间差。汪曾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离开乡村的，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但汪曾祺笔下的乡村是安详的。里下河的这批作家，无论坚守本乡还是走出去的，对于近三四十年变动中乡土中国的关注较多，他们很少写1949年之前的乡村，多写同时代、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乡村。在对同时代乡村变动的关注中，有着共同地缘和乡籍的里下河作家和山东、河南、陕西这一线传统中原文化核心区域有明显不同的区域特征，值得仔细研究。 邵明波： 乡村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展示人性、人情和人伦。在中国当代文化背景下，在绝大部分乡土文学作品中，这种乡村伦理更多地呈现出浓厚的时代特征，很少有超越之作。与其他文学群体相比，里下河文学中的乡村伦理，可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与特定的历史进程是容纳关系，不是伴生关系，更不是从属关系。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具体的历史事件更多地被纳入到人性的变迁之中。如《受戒》《大淖记事》，即使直接写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具有更为浓厚的人伦色彩。 二是拉开乡村伦理与意识形态定位的距离。无论是写压迫剥削，还是写翻身解放，尤其是写改革开放，乡村文学中的伦理之情，是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框定了的。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乡村伦理只能是对意识形态或者官方主流话语的注解或者说明。无非还是阶级差距、阶层抗争、对立纠纷等等。里下河文学较好地处理了距离和定位问题。这决定了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性、人情尤其是伦理关系，是观照人世凡间的俗常生活，呈现和谐的人性悲欢和伦理生态。 三是植根地理区域，在乡村伦理中抽象、透视普世之美。里下河文学的作家，不是一味欣赏乡村故事，也不是无原则赞美人情礼节，而是善于聚焦或者透视乡村俗常生活之上的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则之美。 (责任编辑：admin) |